两年前的11月11日，中文大学被暴徒占领，并与警方爆发冲突。及后，五名中大学生刘晋旭、高梓斌、陈历释、许贻颛及符凯晴，被控于二号桥及环迴东路一带参与暴动及违反“禁蒙面法”，早前分别被法院判监四年九个月至四年十一个月。判刑前大部分被告都有求情，除了次被告符凯晴，她不单解除了代表律师职务，更亲自在庭上读出所谓的“陈情信”。

　　符凯晴在信中表示，她不认同法律本身，对自己行为并不后悔，亦认为判决不合理。又指，在部分人眼中，“‘示威者’犯法就係犯法，就係要负责”，但她认为，权威不代表正确，形容“极权”下的法律只是“政权用以规范人民行为的不流血暴力手段”，若法庭认为重判可令她反省及后悔，“悉随尊便”云云。“陈情信”被部分立场偏颇的“黄媒”广传，并获得支持乱港势力的“黄丝”赞许。

　　戴耀廷歪理害人不浅

　　可是大家只要稍懂法律和法理学知识，便不难发现符凯晴的言论，其实是歪理连篇。首先，香港的政治体制，虽未达至基本法订立的终极目标，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均是由选举产生，决不是什么的“极权”，甚至连威权政体也算不上。符凯晴把香港的政体视为“极权”，并以此作为自己不认同现行法律，毋须遵守的理据，本身便是一种认知偏误。

　　其次，是符凯晴的一套只不过是鹦鹉学舌，分明是受到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多年来散播的“公民抗命”等歪理邪说所误导。如此一来，她又何尝不是盲从“权威”？况且，符凯晴很有可能没细读原典，于是对于西方“公民抗命”学说存有误解，才会讲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歪理。

　　其实，所谓“公民抗命”乃是由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哲学观点发展而来。古典自由法学派认为，造物主创立万物，所以宇宙一直运行着一套自然法则，任何世俗制定的法律，假若违反这一套能够体现造物主公义的自然法，人们可不视之为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也是自然法学派主张“不公义的法律不是法律”（unjust law is not law）的思想来源。

　　后来随着基督神学在欧洲的影响力开始式微，自然法学派亦由过去主张法律须体现造物主的公义，演变成保障“天赋人权”。当中，所谓“天赋人权”主张的背后，本来亦蕴含神学色彩，只是其色彩后来被淡化，变成了主张每人均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法律应当保障这些权利，才是符合“社会公义”的法律，否则便是“恶法”。

　　直至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开始出现“公民抗命”的主张，认为群众假如面对一条“恶法”，而又无法循现有建制的合法手段修订时，可以透过故意不遵守的方式，以此凸显那条“恶法”的不公义。时至今日，“公民抗命”概念逐渐被奉行普通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当中包括香港，但是根据“公民广场案”的终审法院判词，行使“公民抗命”必须符合和平、非暴力的条件，违法者事后亦要接受法庭惩罚。

　　假如示威者的行动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破坏社会安宁，他们便已跨越合法表达意见的界线，“公民抗命”或履行言论、集会自由等辩解，将不能成为有力的减刑理由，即使重判阻吓性刑罚亦不为过，箇中的法律哲学原理，是“公民抗命”既然是追求“社会公义”，而暴力势必损害他人性命、财产和权利，亦即是会侵犯他人的“天赋人权”，所以被划入禁止之列。

　　换言之，即使同样是质疑“犯法就是犯法”，“公民抗命”的主张者都不会像符凯晴一样，以法律制定过程有多少的民意授权，衡量一条法律是否属于“恶法”。是故，暴动罪设立的目的本身，乃是维护其他公民的身体、性命、财产和权利不受伤害，让他们可以在其他人参与集会、示威和聚集时，可以过他们想过的日常生活，可见这条法律本身，符合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社会公义”，市民亦有遵守的义务和必要。

　　教职员必须依法宣誓

　　至于判处监禁，让犯罪人承担刑责，或者让其有所反省，只是作用之一，建立法律阻吓力，透过增加犯罪成本，令思想正常的人不敢造次，才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说明，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冥顽不灵、教而不善，所以监禁的其中一个作用，是把一些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匪徒拘禁起来，免得他们在外面继续作案，继而危害社会。

　　由是观之，符凯晴的“陈情书”说明，读书未必一定能明事理，甚至有可能读坏书，或者受到一些立场偏颇而又居心叵测的所谓“学者”荼毒。正因如此，除了严正执法，依法惩处违法分子之外，改革香港现行的教育制度，将教职员纳入必须依法宣誓的社会公职之内，并且建立监察机制，亦是当务之急。只有将那些因其政治偏见或野心，于是故意散播歪理，怂慂年轻人不守合法命令的人，逐出教育队伍之外，才能避免我们下一代受其荼毒，走上犯法的不归路也！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