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又或者保守一点来说，是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管治能力的提升。在全球大国博弈下，环球安全形势严峻，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和商业中心，又同时是国家最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外来的因素，对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构成了新的考验。

　　事实上，“管治”是全世界各地政府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互联网时代彻底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生态，政治问题本质的多样性以及发生变化的速度，都令各地执政团队难于应付。而这个全球普遍的难题，在香港的客观形势下，就更为突显。

　　反中乱港势力千方百计破坏

　　香港在管治上遇到的难题，主要有几方面。在回归之前，香港本身并无“自我管治”的经验，香港的管治，完全由英国人一手包办，枱面上固然是“港督”代表英女王管治香港，而在操作层面，也有成百上千的各级英籍官员，他们由英国本土以至其他英国属地派驻香港，他们遍布政务职系，以至各重要部门，包括纪律部队，所以回归前香港的管治是“英人治港”。中央对香港最主要的政策方针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在九七回归之后，中央政府没有参照“英人治港”而推行类似做法，而是坚决落实前所未有的“港人治港”。

　　对于“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百多年，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资本主义在香港持续发展，所以“两制”不但可以共存，甚至香港这“一制”，可以为母体的社会主义提供养分，令到“两制”可以有机结合。但“港人治港”则在回归前并无历史，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才经中央授权落实“港人治港”，由“英人治港”直接过渡到“港人治港”。所以“港人治港”的含意，必须是对照于“英人治港”才体现其含意，而“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亦有高度关连。因为国家母体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截然不同，要贯彻“一国两制”，那就一定要同时落实“港人治港”。而要“港人治港”得到充分发挥，其高度的自治权力又是必要条件，所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者并不分离割裂，而是高度相连。

　　因为“港人治港”是回归之后的新生事物，需要时间发展成长是理所当然。如果全港上下一心，以拥护“一国两制”，为港人谋福祉为最大共识，那在“港人治港”之下，由本地香港居民所组成的特区政府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管治威信。但可惜自回归之前，由英国政府刻意培育的本地反中乱港势力并不支持顺利回归，他们诋毁“一国”，破坏“两制”共存的条件和环境，他们长期和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站在对立面，并且以破坏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来争取他们的政治利益。面对有庞大外部力量支持的反中乱港势力，新成立的特区政府长期处于捱打的情况。

　　基于中央政府对“港人治港”的最大信心和诚意，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最终经普选产生，而反中乱港势力就利用中央的最大信心和诚意，用尽种种煽惑方法，企图利用选举作为颠覆夺权的手段，正因如此，民主选举就不再是以选贤与能为目标，而成为制造矛盾、对立、仇恨、怨愤的平台。由九七回归之后，民主选举几乎是彻底主导了香港二十多年的政治议题。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扯到民主选举的问题之上，而增加选举的民主成分，都是唯一的标准。

　　中央拨乱反正护港稳定繁荣

　　当外部力量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已经紧紧勾结一起，在当时的情况，已经走到一个瓶颈，而这个勾结力量已把夺权放到日程表。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不能再袖手旁观，而这种政治矛盾，不是“两制”之内的政策矛盾，而是提升到政权组成的层次，也是中央政府必须插手处理的层次。

　　要拨乱反正，要突破瓶颈，要“港人治港”可以再走下去，中央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对于“港人治港”，中央政府除了以最大的信心和诚意，也对“传统反对派”给予最大的包容。在回归伊始，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许多是有违基本法，甚至有违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身份，但中央仍然一再容忍，希望通过沟通，让这些“传统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可以更了解国情，最后可以重回正轨。但事实证明，他们不但不领情，甚至变本加厉，越鬥越兇，最终导致2019年的大规模暴乱，最终中央政府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将危害国家安全分子绳之于法，再完善选特区举制度，只有符合爱国者条件的人士才能进入建制，成为“港人治港”的合资格一分子。

　　所以“爱国者治港”原则，就是要打破以民主选举作为口号实际是要颠覆夺权这个恶性循环，“爱国者治港”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要手段，有了这种手段，才可以为“港人治港”创造有利的宪制和政治条件，香港才可以长治久安。

　　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