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举行的香港书展，由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研究员王春新所撰写的《捍卫居权——以新思维破解香港住房难题》一书颇受关注。根据王春新的介绍，此书首创了“安居负担指数”（RBI，Residential Burden Index）这一概念，即根据联合国所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SNA），来计算楼价涨幅与个体收入涨幅之比例。

　　运用新思维解决房屋问题

　　此外，该书还总结了全球房屋发展的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楼价增长远低于收入增长”模式；第二类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楼价增长稍低于收入增长”（以政府主导的公共房屋为主）的模式；而第三类就是香港模式即楼价增长远高于收入的增长，而且“居民收入永远赶不上楼价增长”，是典型的投资／投机主导的虚拟经济模式。

　　“香港居，大不易”。香港深陷“居住贫困”、“低端房屋”的问题久矣，如今在香港社会谈及“居住正义”，恐怕不少人还会以为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2016年，香港著名文学家刘以鬯的作品《香港居》出版，首页便赫然写道：“香港人口稠密，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爱情，而是地产，为了这个理由，建筑商不得不向高空发展了。纵然如此，香港‘住’的问题，始终无法获得合理理解。新建成的徙置大厦，比比皆是；然而人口简单的家庭，却是无法享受的。”

　　伴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㓥房、纳米楼等畸形房型不断推出，成为了社会基层不得已的被迫选择。与此同时，香港房委会的最新数字显示，一般公屋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已增加至6.1年，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新高。而本年度可供编配的公屋单位数目则进一步下降，约有27600个单位。

　　从表面上看，香港“居住贫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极端化体现，即将民生刚需转换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工具。

　　从深层次来看，香港的房屋问题本质上是有关部门一直以来没有充分理解“‘一国’之本，‘两制’之利”的妙处，以“无为”姿态任由市场逐利，使得住房成为了部分人投资逐利，增长个人财富的工具和手段，最终让香港发展的红利无法惠及到普罗大众。

　　更为致命的是，房屋的“稀缺”正逐渐加剧成为了回归25年来，社会和政经矛盾的“导火索”。

　　从现行政策的运作来看，要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不能只靠以往的“修修补补”的思路，要运用新思维，从根源上解决房屋供给不对称的难题。王春新总结道，“解决房屋难题，重在分配而非生产。政府需要有调整房屋政策的大气魄和执行力，还要在利益高度分化情况下尽可能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换而言之，如何让弱势群体有房可居、如何让青年人看到买房的希望，如何让房屋市场的供给关系趋于合理，如何克服作为刚需的房屋生产和作为投资的房产资源之间的矛盾，这才是现届政府在解决房屋困境的突破口。

　　回归以来，治港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民心的回归。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包括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的嘱托。

　　让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所谓的“有为政府”，笔者认为就是会“科学干预”，能“有效干预”，一方面是需要继续巩固有效高效的市场，另一方面更是要让香港市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和福利，实现有福民生，让“有为政府”一手抓“有效市场”，另一手抓“民生有福”，“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制，摒弃唯资本运行的“小政府”思维，这样才能实现民心回归，促进社会发展的机能。

　　要让民生有福，住房问题必须攻克，使得市民能够安居，整个社会才能安全稳定、社会才能得到均衡和谐发展，年轻人才看得到上流的机会，全体市民才会有乐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普罗大众是香港社会最大的基础，也是整个香港社会构成的基石，是牵涉面最广的成分。而有效市场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精英阶层的主场。但在有效市场和有福民生之间，还需要有为的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积极调节干预，认清和理顺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与社会矛盾改革之间的关系，将民生之所需与市场之所利相结合。

　　新一届政府已设立四个由司级官员带领的工作组，处理跨代贫穷、土地供应、公营房屋及地区事务四大民生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让民有所居，才能有安居乐业、和谐发展的可能。房屋问题既是香港矛盾纠结和社会撕裂的“源点”之一，也是发展香港转型香港的关键“节点”之一。政府有为，才有民生有福，民生有福，才能让市场发展更为有效和充满潜能，三者缺一不可，而唯有将三者合一，才能充分展现“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优越性。

　　中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