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在美国“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拜登遭遇国内空前政治危机及中美关系僵局难破的大背景之下，双方元首通话对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究竟起到何种引领作用引发广泛解读。

　　拜登上任7月有余，中美之间除了各层次的会晤频率增加一些之外，双边实质关系仍不见真正起色。归根到底还是拜登政府缺乏纠偏的勇气和胆识，更要命的是，他把中国作为凝聚美国两党共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其重大国内政治议程的挡箭牌，中美关系成了美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拜登政府正在酝酿的对华3C政策（竞争、合作与对抗），以竞争为主轴，虽然也把合作挂在嘴边，但由于美国过分突出竞争面，客观上弱化了双方的合作点。在点与面的认识论上，中国人强调面，美国人突出点，中国人注重宏观，美国人讲究微观，在谈判桌上很容易陷入细节和个案的讨论之中。但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只有中美双方保持合作的大环境，即便遇到了一些大的麻烦，甚至是“炸馆”和“撞机”等事件，双边关系总能在互相妥协中爬坡过坎。如果大环境恶化，一些小的问题也会被无限放大，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协调与合作，在全球抗疫问题上，我们已充分感受到大国关系恶化的严重负面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方一再强调拜登对华政策的所谓“三分法”根本行不通，不仅因为竞争、合作与对抗之间的边界模糊，而且在竞争问题上，美国选择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其结果必然变成对华的单向遏制，变成了不正当竞争，如同美国在全世界对华为公司的打压做法。

　　当然，这次拜登在通话中也释放了一些积极信息：一是强调了中美关系的世界性意义，称“两国如何相处，影响世界未来”；二是有意推动中美关系回到正轨，强调“有意通过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避免误判、管控竞争、防止冲突”；三是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虽然内容不如中方丰富，但也突出了这次通话的战略性，称“中美元首就广泛的战略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既包括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也包括存在分歧的领域，同时强调印太地区保持持续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舆论注意到，拜登这一次没有就个案纠缠，也是有意给中美紧张关系降降温，防止节外生枝，尤其是在拜登政治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不希望中美之间的意外事件演变成两国的直接冲突和对抗。

　　中美建交40多年以来，两国关系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因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当年12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老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儿”。邓小平强调，中美之间不能打仗，也不要打笔仗、嘴仗，“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可以接受的办法。总之，“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虽然30多年过去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挽救当前中美关系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毋庸置疑，今天中美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巨大提升，但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内在技术动力并没有消失，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意识形态过去不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根本障碍，今后也不大可能成为国与国关系的主要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搞价值观同盟是没有出路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尤其是美国把那些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也纳入其中，更显得价值观外交的苍白无力。

　　今天是“9‧11”事件2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国家层面的全面反思也进入高潮。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与拜登的电话交流，可谓是忠言逆耳，为美国当前的战略反思烧了一把火，或有利于美对华政策回归理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9月8日撰文指出，今天人们在反思“9‧11”的时候，对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发出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那么20年之后，会有什么问题让我们发出同样的疑问，恐怕只是中国政策了。

　　当下，美国的战略界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已经不多，80高龄、体力明显不支的拜登也只能依赖智囊团了，这大大增加了把拜登带到沟里的概率。一边是拜登与中国领导人通话，希望管控中美竞争，另一边又在密锣紧鼓地筹备9月24日美日澳印四边联盟的线下首脑会议，把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作为中心话题，无疑是在印太地区制造新的冲突点。

　　20年前美国选择与阿富汗为敌，如今战略界人士的反思是痛心疾首，20年的今天，这些人又鼓捣着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20年光阴荏苒，美国寻找敌人的本能没有变，变的是不断地换个敌人，这种错上加错的政策选择，对于美国战略界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这恐怕也是美国智囊人士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