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东莞太平手袋厂的车间中，女工正在埋头工作/受访者供图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东莞是广东五个试行县之一。“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一种企业合作贸易形式。文件下来不久，东莞太平服装厂就来了第一个香港客人。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提高到4.1万亿美元，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排名由第30位跃升至第1位，“中国制造”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1978年7月30日，天已昏黄，四十多岁的香港信孚手袋厂老板张子弥，站在虎门的土地，好奇地四处张望。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东莞。他没想到，24小时之后，他会在这里签下了300万的合同订单，自己也将成为内地改革开放引入“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人。这张订单，改写的不仅是张子弥的人生轨迹，也为当时还是农田水乡的东莞埋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伏笔。

太平手袋厂的黄金年代

东莞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回忆初次与港商张子弥相遇的情形，“穿着一身如今看来略带土气的西装，梳着油亮头发，拿出一个黑色手袋，被几个打扮朴素的服装厂工人紧紧围着”，“他什么都不教，把包给我们看，又问我们做不做得出来。”接过手袋，一班工人心急火燎，通宵研究，尝试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第二天一大早，新制的手袋就送到张子弥手上。“真是一模一样!”他没想到这班工人居然可以在短短一晚做出几乎百分百接近的手袋。他立即决定拍板合作。

唐志平说，“建厂时张子弥投资了300万港币，并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则出厂房、人力，只赚取加工费”。“平均20元左右的一打手袋，太平手袋厂收12元的加工费。”尽管如此，当时手袋厂的工人觉得，要还清这笔巨额设备款，遥遥无期。手袋厂在正式运作前，张子弥带了几个电工、技术人员进厂，简单安装设备。不久，他干脆将香港整个工厂关闭，将几百台机器用货车都搬到东莞。“那时用的还是钨丝灯泡，我们惯了在昏暗的小厂房里工作。光管装好，开关一按，当堂大亮!简直是一个新天地!照得心里也很光明。”

工厂还采用了张子弥提议的“资本主义”计酬方式——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唐志平笑言，当时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结果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连学徒都能拿到80到110元。”很快，一车车又红又绿、款式新鲜的手袋，从太平手袋厂沿路运往香港。1981年，也就是张子弥投资的第三年，太平手袋厂就将300万资金全部偿还清。

“东莞制造”转型“东莞智造”

其实，张子弥在内地投资以前，因香港制造业成本上涨利润减少，厂房处于风雨飘摇的倒闭边缘，但转战内地后反而分厂开了一间又一间。每个月张子弥还会亲自带领港商来工厂参观。港商前呼后应带动了大批工业北移，手袋厂周边陆续引入来自香港的印花厂、电镀厂、模具厂、五金厂等。“三来一补”的模式也随着港商涌入在东莞、珠三角乃至全国遍地开花。

1996年，太平手袋厂悄然谢幕。东莞也已从“无名无分”的贴牌加工转型成为智能制造和自主品牌的中流砥柱。40年来，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是港商用手袋上的一根小小拉链，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港商提议建设全国首家“补税仓”

图为张子弥旧/受访者供图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批胆大心细的香港商人，就率先来到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先行地广东，并创下多项第一。内地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在接受访问时多次表示，“多写写港商张子弥，他除了第一个回内地设厂，还开创了很多第一。”

张子弥不仅投资了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还提出了建立保税仓的设想。唐志平说，“目前内地补税仓模式依然大致沿用这个模式，这是他最值得尊敬的创举之一。”

唐志平回忆称，“改革开放初期，莫说高铁，广东很多城市之间连水泥路也罕有，当时从虎门到深圳开车要走6个小时。在海关报关也要耗很多时间”。为此，张子弥就建议申请个补税仓，后来经过论证，在南海建了中国第一个补税仓。“有了保税仓，货物打个封条就可以走。当时内地没有的原料，手袋厂也是从补税仓拿，结算时再扣钱。”

张子弥的建议成为后来保税区的雏形，保税区的功能升级版就是自贸区，而最新提出的自由贸易港则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自贸区融合了保税区的保税、仓储、物流、中转、展示等各种功能。据悉，“北雄安、南海南”的“双核”自贸区纳入“大家庭”后，内地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3个。

广东GDP的阶段变化

图：1978年，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受访者供图

1998年 超过新加坡

2003年 超过中国香港

2007年 超过中国台湾

2017年 接近韩国

从“贴牌加工”到“自主品牌”

图：东莞展览馆中太平手袋厂场景展示/网络图片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太平手袋厂打开了风起云涌的局面，这一批“开荒牛”传统制造业，虽有部分转型不成功而萧条倒闭，但也有不少转型成功者熠熠生辉，“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大品牌。“世界工厂”东莞则可视作中国制造业从贴牌加工转型升级为自主品牌企业的一个缩影。

香港鞋业商会会长张炜杰，见证着鞋业港商在珠三角打拼的岁月。“改革开放后不少香港制造业鞋厂开始陆续北上，搬迁到就近的珠三角，开始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鞋厂则主要分布在深圳龙岗和东莞厚街一带。后来的皮料、材料等产业链是在最近十年才完善的。”“在内地设厂头二十年，每年生意额都是翻倍增长，巅峰时员工数目达四千人，订单都忙不过来”，“但08年金融危机让企业也不能再坐享其成地挣大钱，必须考虑转型了。”

为打响品牌，张炜杰决定将公司的低附加价值产品外包给中国内陆其他省份，主力则用来做品牌和开发中高端产品，并于2007年港昌鞋业投入2000万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以前工厂做中低端产品比较多，低端和高端比例约为8：2，现在已经提升为5：5。中高端产品的利润更多，我们经营的自主品牌也逐渐获得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认可。”

“三堂经济”带动区域发展

图为太平手袋厂工人旧照/受访者供图

改革开放初期，在毗邻港澳的众多珠三角农村地区，任何一个可以摆放机器的地方，都可以“立地”变成工厂，俗称“三堂经济”。具体来说，即利用祠堂、饭堂、会堂甚至是影剧院、旧教学楼、旧厂房等场所作为企业的厂房或办公用地，承接“来料加工”的经济发展模式。“三堂经济”的出现，让东莞这一“世界工厂”已具雏形。

随着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成，东莞其他镇区也陆续吸引大批港商。莞籍港商赵振华，因看好内地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想回家乡投资兴建手袋厂。与虎门不同，因高埠当地缺少厂房，江城村饭堂便成为企业厂房和办公用地。

“饭堂大门一开，机器一摆，江城村饭堂摇身一变成为‘工厂’，且这‘工厂’一用就接近30年”，村民对记者回忆道。下江城手袋厂产品主要卖向美国，最辉煌时职工多达200人，产量翻了10倍。后手袋厂搬离饭堂，更名为“雅荣手袋厂”，至今依然生意兴隆。

东莞黄江镇鸡啼岗村，也迎来了香港友联毛织厂投资创办“鸡啼岗毛织二厂”。厂房设在祠堂以及祠堂两旁，主要加工毛衣、织片，产品远销日本和美国。然而，与太平手袋厂一样，毛织厂也因不适应转型升级的时势而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