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阅读，自然不免要谈出版。作为图书产业链中生产与消费的上下游端口，出版方的供给与阅读方的需求相辅相成、彼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出版力甚至决定了阅读力的发展轨迹。

　　回望出版业在中国近现代所走过的历程，尤其是在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出版人一直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而书业商的人格，不仅独力撑起出版救国的文人风骨，而且合力筑起全国抗战的民族脊梁。

　　一九一二年，中华书局发布创局《宣言书》，宣告以“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为出版理念，以“百科并举、古今俱备”为出版格局，自此投身于文明革新与传承的历史洪流之中，自觉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的时代重任。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连番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学校等重要资产毁于一旦，加之日本浪人纵火，令商务馆藏数十万册中外图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直言：“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难能可贵的是，商务即使遭受空前重创，也从未轻言放弃，反而力争“日出一书”，重整旗鼓，浴火重生。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夜，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族的人格》。时任商务董事长张元济以书为戈，借中国古代八位仁人义士故事，推崇重诺守信、忠肝义胆、临危不苟、威武不屈，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至高无上人格，直指“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而年过七旬的张元济战时留守上海，始终坚持商务操守，即使生活陷入困顿要靠写字卖文维生，也决不向日伪政权低头，亦正是中华民族人格的一种体现。

　　至于邹韬奋先生，作为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一生创办六刊一报一社。邹韬奋以新闻出版事业为终身志业追求，以笔代剑，为民众喉舌，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树立了伟大的人格典范。他在一个血腥的黑暗时代，以“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自视，“愿以至诚的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他始终捍卫编辑与媒体的独立性，誓言：“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

　　作为三联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求真求实，竭诚服务读者，无私奉献社群，鞠躬尽瘁。即使为出版事业六度流亡甚至入狱，也无怨无悔：“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安贫乐道，矢志不移，以生命书写一曲“韬奋精神”的至善赞歌。

　　遥想当年，风云际会之下，“时穷节乃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三联书店的主事者们，正是凭借高尚的人格，不忧不惑，无惧无畏，带领出版业汇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发挥“一啸而百吟，一趋而百奔”的启蒙作用，同时铸三大现代出版机构之辉煌成就。而今回想，不免心生敬佩，不觉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