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青铜人形席镇四枚一组。\作者供图

　　从不少存世的汉代石刻，见到其中的人物多席地而坐，即双膝并拢坐于席上，与今天人们垂足而坐在椅上不同。三国时期博学多才的谢承在其编撰的《后汉书》中称，汉中郡守薛惇“家贫，坐无完席”，《论语》亦有“席不正，不坐”的说法。可见席是生活供坐的家具，一张完席应当是官吏家中必备之物。

　　今天友人间因意见不合而断绝交往──因你不再是我的朋友而割断席子，各有各坐的“割席断交”，就是源自魏晋南北朝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中管宁与华歆断交的故事。

　　使用席作为家具以供主、客人席地上坐，相信自周朝或更早已有，铺在地面第一层为衬垫，其上铺上草席供坐；草席用莞草（香蒲）、兰草（灯心草）为材料，两者都有狭且韧的叶子，亦有以细条竹枝编成，更高贵的是用丝织成的。有形容整理衣服、端正地坐着样子是正襟危坐，原义的危坐指跪坐，跪与坐是当时的坐姿之两种，坐是两膝着地下，两脚脚背向下，臀部压在脚踵上，有称之为跽；而跪是上身虚悬，非常费力，表示尊敬对方。跪坐久令人不舒服，就出现了凭几，容许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上半身有依靠，压力就减轻许多，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有说：“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羊毛）为橐（口袋）以凭之。”

　　有研究指导致供坐形式改变的因由是佛教的传入，佛像有垂足的坐姿形态，有供倚坐的物品称为椅子，流传民间的座椅见于唐朝天宝年间的陕西西安高元珪墓壁画，估计椅子渐已取代席成为家居生活的上坐物品，传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可见其中一女子坐在圈椅上，文字上亦见《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有“绳床十，内四椅子”的记载。

　　古代未有座椅之前，以席为上坐物件，如前段所言以蒲草等为质，其材质比较软，席子四个角边容易翻捲，亦避免落座起身时，席角扯挂衣袍的尴尬，当时就出现镇压席的四角的物件，是为席镇。西汉文学家邹阳的《酒赋》有“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来形容当时的家居生活形态。

　　这种器物在周朝已出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见一石模铜镇；浙江绍兴印山春秋越国墓出土玉镇十九件，呈秤锤形；目前最早出土的铜镇，来自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战国中晚期的九连墩楚墓则出土有环钮的铜镇，同期墓葬亦见有瓷质的席镇出土；到了汉代，席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动物造型出现，包括虎、豹、象、马、狮子、犀牛、骆驼、螭龙、熊、蛇、羊、鹿、凤鸟、龟、牛等当代人视为除邪恶、吉祥纳福的动物，如“熊罴在山阳之祥也”、“鹿者禄也”、“羊者祥也”等，亦有汉代特征的袒胸露腹手臂上举、带滑稽表情，以及说唱的人形镇、婀娜多姿的舞人等形态。物料亦多样化，除了《楚辞．湘夫人》所记载的“白玉兮为镇”，亦出现琉璃、青铜镶金银、白玉镶玛瑙、铜地镶玳瑁等等。为了增加镇的重量，有的是在体内灌满细沙，甚至灌铅。动物形镇多蜷曲蟠伏，亦有转首回顾，不减动态身姿。

　　据研究汉墓出土文物状况，席镇在枰上多排列呈方形分置四角，枰可解为板床或棋盘，两者皆需用镇压住四角。山西阳高古城堡十七号汉墓出土在一石枰（板床）放置四枚羊形铜镇，而在上海博物馆藏的唐代孙位《高逸图》（亦称《竹林七贤图》残卷），其中一人所坐的毡上四角各置有飘带的席镇，同是完美的示范。至于投簙（玩六博投箸游戏用的）可见于四川新津出土汉画像石及陕西榆林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画像石，皆有两名对博人中摆着两棋盘，这类博席也用镇压住棋盘四角，亦是一个例证。

　　考古学者孙机指出，汉墓出土的除席镇外亦有博镇（只短暂流行于汉、南北朝间），至于两者如何区分，对出土实物及众学者就此的研究作出分析后，孙机认为或可以其实物大小作分别，他在《文物天地：坐席镇与博镇》一文中说：“笼统地讲，高四厘米左右的小型镇中可能有博镇，而高度近十厘米的大型镇可能大都为坐席镇。”这是一个精准的结论。

　　当桌椅家具流行于市，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渐渐改变，蒲席及席镇自然被淘汰，后者失去实用功能，却留下生趣盎然、精巧工艺的雕塑，成为中华历史长河其一生活形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