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澳门大三巴牌坊。\新华社

　　文明相遇的起点：从澳门到欧洲的思想涟漪

　　十六世纪的澳门，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相遇的“第一现场”。葡萄牙商船带走的不仅是丝绸与瓷器，更是一整套与基督教文明迥异的东方智慧体系。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在此学习儒家经典，将《论语》《大学》译介至欧洲，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东学西渐”。正如汤显祖在澳门目睹“十字门中拥异货，莲花座里堆奇珍”时所感慨的，这座小城实为“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文明实验室。

　　彼时的欧洲，正深陷宗教战争与专制王权的泥淖。耶稣会士笔下“以道德治国”的中国形象，恰似一道理性之光，刺破了中世纪的蒙昧。柏应理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后，令西哲赞叹：“孔子不谈奇迹与启示，只讲伦理与秩序，这正是人类需要的哲学！”这种对世俗理性的推崇，直接冲击了欧洲“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根基，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封建制度的利器。　　

　　儒家思想与启蒙理性的共振

　　儒家思想对启蒙理性的影响是深刻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神论与道德实践的融合。莱布尼茨在《中国自然神学论》中指出，儒家“敬天法祖”的本质是一种基于自然法则的理性信仰，与基督教人格化的上帝截然不同。他将“理”与“单子论”相类比，认为二者都试图以理性解释宇宙秩序。这种解读虽带有误读成分，却让欧洲知识界意识到：道德体系无需依赖神权，亦可建立在人性与伦理之上。伏尔泰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人类道德的黄金法则”，以此抨击教会的排他性。

　　其次，是文官制度与政治理想的投射。中国的科举制与官僚体系，成为启蒙思想家批判欧洲世袭特权的“理想镜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中国法律“褒奖善行”的治理逻辑，魁奈则从“重农主义”中提炼出“自然秩序”理论，主张效仿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伏尔泰甚至建议路易十五仿效康熙举行“借田礼”，以此重塑君主与民生的联系。这些思想实验虽带有浪漫化色彩，却为欧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三，历史观与宗教宽容的启蒙。卫匡国《中国上古史》记载的夏商周纪年，早于《圣经》大洪水年代，直接动摇了基督教的历史叙事。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疾呼，东方民族的历史比我们悠久得多，凭什么以欧洲为中心？而中国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宗教生态，更被启蒙学者视为“无迷信的理性典范”，成为反对宗教迫害的论据。

　　跨文化对话的现代启示

　　今日欧洲，民粹主义兴起、价值共识撕裂，与十八世纪启蒙前夕的困境何其相似！特朗普式的“乱拳”冲击着多边秩序，英国脱欧暴露了联盟的内在裂隙。在此背景下，重温中华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绝非怀旧式的自我标榜，而是为破解当下困局提供历史智慧。

　　首先，理性与包容需要再平衡。启蒙运动过分强调个体理性，却忽视了文化多元性的价值。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恰可弥补这一缺陷。正如澳门四百年来“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共存共荣，浑然天成”的实践所示，真正的理性不应是排他的教条，而应如儒家“中庸”之道，在差异中寻求动态平衡。

　　第二，道德治理与制度创新要相结合。当前欧洲福利制度疲态尽显，社会治理陷入“技术理性至上”的陷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体系，则强调制度设计需与道德培育同步。魁奈曾惊叹中国“以自然秩序维持千年稳定”，这种将天道与人伦相贯通的治理哲学，或可为现代国家提供超越选举政治的长期主义视角。

　　第三，全球史观下，更需要文明自觉。十九世纪以前，“天朝中心论”妨碍了中外文化交流；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遮蔽了文明互鉴的真实历史，启蒙运动实为“东西方共同书写的思想革命”。今日欧洲若欲重振启蒙精神，当可以澳门为镜──这个“藏于深闺的文明实验室”证明：真正的进步绝非文明冲突，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

　　在全球化受到严峻挑战、世界秩序和人类价值重构的大时代，我们如何走向新启蒙的道路？

　　站在二○二五年的时空坐标上，我们应该比伏尔泰时代更清晰地看到：文明对话从来不是单向的输血，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双向的启迪和相互的成就。欧洲需要的不再是十八世纪对中国的浪漫想像，而是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思维特质。中国需要的也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推崇，而是深刻认识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地，其“中西叙事相结合”的话语体系，恰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法论启示──既要有伏尔泰式的批判锋芒，也需有利玛窦式的对话耐心，更需要不同而和的智慧。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时，中国明朝开始对西方有所了解。当欧洲人通过澳门发现中国时，他们也在重新发现自己。今天，当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或许该重读吴历在大三巴写下的诗句：“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文明的真谛，从来不在固守藩篱，而在扬帆破浪、互鉴共生。这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协力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深远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