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彩虹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公屋的代表作。\作者摄

　　建筑在每部电影中都会出现，但关于建筑师的电影却很少，能在香港上映的就更少。难得的是，今年香港上映了一部关于建筑师的电影──《粗犷派建筑师》（The Brutalist）。看到香港的几家大报都发表了影评，我真佩服那些看完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令人痛苦和精疲力尽的电影后还能写影评的人（包括我自己）。

　　由于职业习惯，我会特别注意建筑在电影中的“表演”。在电影中，虽然建筑是无声的，但它的视觉语言很丰富。如果你了解什么是粗犷派建筑，就会理解它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主角与它的爱恨纠葛。

　　主角托特（László Tóth）是匈牙利的犹太裔建筑师，从德国的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后，移民到美国。他为宾州的富商范布伦（Van Buren）设计建造了一座社区教堂。那是一座冷峻的、几何形状的混凝土结构，除了灰色的墙体，再没有其他颜色和装饰。它像一头粗野犷悍的巨兽，令人敬畏和不安。

　　显然，它不是一座让人精神放松的建筑。为什么托特要这样设计？在影片的最后几分钟，托特的侄女索菲亚（Zsófia）为观众揭开了谜底：托特的设计构思源自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他通过模拟和重构集中营那种幽闭的、令人恐惧的建筑空间，试图重建历史时空来释放被囚禁的心灵，以重获自由。

　　然而，托特设计的教堂不但没有把他从过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反而成为范布伦欺压他的无形牢笼，给他造成新的创伤，推倒了他的“美国梦”大厦。在影片中，这座粗犷派建筑由始至终暗示着托特的悲剧命运。

　　对于一座具有纳粹集中营特征的建筑，说它“野蛮”，岂不是比“粗犷”更符合建筑形象和剧情吗？其实，如果把电影的英文名字按照字面的意思直接翻译，那正是“野蛮主义者”。

　　当一个词有不同的译名时，就像戴着不同的面具，容易令人迷惑。Brutalism通常译作“粗野主义”或“野蛮主义”，其他的译名还有“蛮横主义”、“野兽主义”等。“粗犷主义”的用法在七、八年前才零星出现。今年，中译版的《粗犷派建筑师》上映后，在传媒的助推下，“粗犷主义”一词广泛地流传起来。所以，尽管面具不同，但在它们的后面是同一张面孔。

　　在解释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译名后，还需要提醒电影观众注意的是，虽然托特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但粗犷主义建筑并非源于美国，并非与纳粹建筑有关，囚禁托特的布汉瓦德集中营也并非粗犷主义风格。

　　为了避免把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混淆，让我们离开电影院，走进历史，看看电影导演没有讲出来的那些故事和事实：

　　这个建筑学派由一对青年建筑师夫妇于一九五三年在英国创立，而它的“祖祠”是巴黎的马赛公寓。那是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公共住宅，一九五二年建成。设计者是法籍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谈到这座建筑的特色时，他介绍外墙的做法是“béton brut”（粗制混凝土）。他的意思是说，混凝土外墙未做过装饰。法文brut的本义是“粗制的”。由于它的拼写与英文brutal（野蛮的）相似，于是英国人借题发挥，演义出“野蛮主义”（Brutalism）。

　　当你知道了“粗犷主义”是由“粗制混凝土”演变而来的，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风格的建筑离不开混凝土。俗话说，名字影响性格。既然有这样的名字，建筑师们便“粗”起来，“野”起来，有意地强调混凝土结构和材料的特性。

　　粗犷主义是建筑中的哪咤，天生反叛，一生饱受争议。喜爱它的人赞它“诚实”，厌恶它的人骂它“醜怪”。最著名的反对者是英王查理斯三世。这位古典主义的卫道士曾嘲讽粗犷主义建筑是“一大堆混凝土”。

　　粗犷主义由英国传到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它的高产期，产量最多的类型是公屋。值得注意的是，粗犷主义到了香港以后发生了变化：混凝土外墙不再那么“粗野”，也不只有灰色，而是有了装饰，有了其他的颜色。例如六十年代初建成的彩虹邨公屋，大楼的外墙上粉刷了七种颜色。

　　为何一谈到粗犷主义就联系到公屋？这是因为公屋是粗犷主义的摇篮。二战后，英国政府面对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亟需寻找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以便能为平民大众提供公共住宅。于是，粗犷主义建筑应运而生，它造价低、施工快，能够满足大批量建造的要求。这种建筑不会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罗马式柱子和大理石拼花地板上，而要用在每户卧室的实用面积上。

　　所以，只有当你理解了它的社会意义，才能欣赏它的审美观。它告诉人们：房屋首先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贵族的艺术奢侈品。作为一种风格，它可能过时了，但作为一种理念，它仍在提醒我们关注建筑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