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澳门冼星海纪念馆花园立有冼星海雕像。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在澳门内港海域一艘飘摇的渔船上，伴着星光与海浪的私语，一位未来的音乐巨匠诞生了。冼星海的父亲冼喜泰在他出生前便因海难离世，母亲黄苏英以蜑民特有的坚韧，在渔船上独自完成了分娩。这个以星辰大海命名的孩子，自出生起便与澳门的海洋文化血脉相连。星夜渔火中的生命起点，是蜑民血脉与家国启蒙的自然联结。

　　蜑民作为岭南独特的水上族群，世代以船为家，他们的生活与潮汐共舞，歌声中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生命的抗争。黄苏英常以蜑家渔歌抚慰幼子，那些充满韵律的船工号子和婉转的咸水歌谣，构成了冼星海最初的音乐启蒙。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港口，教堂的圣咏、街头的粤曲、葡人的结他声交织成独特的音乐土壤，也滋养着这位未来音乐家的灵魂。

　　一九一一年外祖父去世后，母子被迫离澳赴新加坡谋生。临别前，母亲将丈夫遗留的竹箫交予六岁的冼星海，这件承载蜑民世代记忆的乐器，成为他音乐之路的启蒙钥匙。尽管在异国漂泊，蜑民特有的集体劳作精神与共济传统，始终烙印在他的人格底色中，后来《黄河大合唱》中船夫号子的磅礴气势，正源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

　　一九一八年，十三岁的冼星海随母返穗，进入岭南大学附中。这个澳门渔家子以惊人的天赋征服了校园：白天在图书馆打工维持生计，夜晚借着月光练习单簧管，用树枝作指挥棒组织学生乐队。他独创的“以箫代琴”练习法──将竹箫插在瓦罐中模拟提琴共鸣，展现出底层音乐家的特殊技能和生存智慧。

　　从草根天才到南国箫手，冼星海在岭南大地上音乐觉醒。在岭南大学期间，他展现出多重音乐人格，既能在教堂演奏巴赫的严谨複调，又善于即兴创作粤语童谣；既是银乐队指挥，又是民间八音会的座上宾。这种跨越阶层的音乐体验，奠定了他后来“艺术为人民”的创作理念。一九二四年指挥学生乐团演出《平湖秋月》时，他以蜑民摇橹的肢体韵律创新指挥风格，被师生誉为“南国箫手”，这个称号既是对其技艺的褒奖，更是澳门文化基因的显性表达。

　　黄苏英这位澳门渔家女，以中国式母亲的刚毅对儿子书写了特殊的家国教育。在新加坡帮佣时，她坚持让儿子就读华侨学校，每日劳作后仍用粤语讲述文天祥、林则徐的故事；返穗后变卖嫁妆为子购置二手小提琴，自己却常年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衫。这种“孟母三迁”式的奉献，将“音乐救国”的信念深深植根于冼星海心中。

　　母亲的言传身教及其离散体验，强化了冼星海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在巴黎求学时，他带着母亲手绣的“勿忘家国”绢帕，在餐馆洗碗间隙创作《游子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苏联优渥待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儿愿化音符为刀枪，与四万万同胞共卫黄河。”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情怀，正是澳门“游子”文化薰陶的结晶，也是澳门文化特性的体现──这个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始终保持着最炽热的中华根脉。

　　一九三九年延安窰洞里，当诗人光未然吟诵《黄河吟》诗篇时，冼星海的创作灵感如潮奔湧。在六天六夜不眠不休的创作中，他调用毕生的文化记忆：澳门渔船的颠簸化作《黄河船夫曲》的节奏基型，蜑民祭海仪式中的鼓点演变为《保卫黄河》的複调织体，甚至母亲哄睡时哼唱的粤语小调，也被转译为《黄水谣》的淒美旋律。从渔舟唱晚到黄河怒吼，完美呈现了澳门精神和岭南文化的音乐转译。

　　《黄河大合唱》中蕴含的澳门文化基因远不止于此：第二乐章《黄河颂》的宽广气息，暗合妈祖阁晨钟的悠远；第七乐章《保卫黄河》的卡农技法，源自澳门教堂圣咏的複调传统。这种将岭南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术完美融合的创造，正是澳门作为文化熔炉赋予他的独特优势，也是澳门对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

　　从澳门之子到人民音乐家，赤子之心在故乡永恒回响，冼星海已成为澳门的最闪亮的文化符号。二○一九年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之际，澳门冼星海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由澳门雕塑家设计的铜像，基座雕刻着渔船、海浪与五线谱，象征着他从澳门渔家子到人民音乐家的蜕变。如今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来自澳门的学子们仍在研究《顶硬上》中的粤语声调与作曲技法的关联，延续着蜑民音乐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今年是冼星海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将上映内地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音乐家》，以作纪念。从澳门渔船的星火微光，到延安窰洞的创作激情，再到莫斯科的国际视野，冼星海用四十年的生命谱写了“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史诗，成就了他在国际音乐界中的“世界公民”闪耀光谱。他的音乐创作之路证明，最伟大的艺术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养育他的土地。正如其女儿冼妮娜所回忆，父亲虽然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音乐家，但从未忘记自己来自澳门渔村和出生在海上，他作品中的每个音符，都是对这片热土的深情告白和人类浩瀚文明的终极关怀。他是澳门的儿子，也是世界的公民。这也印证了冼星海的艺术哲学并蕴含了冼星海作为澳门最知名的文化IP的深层意义──真正的世界公民，必然是带着故乡泥土芬芳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