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写在〈劳动问题〉之前》一文中，提到两个台湾青年，一个是“张我权君”（应是“张我军”的误记），一个为“张秀哲君”。鲁迅这篇文章，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是为《国际劳动问题》中文版所作的序。《国际劳动问题》原为日文，鲁迅文中提到的张秀哲，就是该书的译者。这本书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对劳动运动、劳动立法的国际关係进行了介绍，在当时属於左翼读物。

　　张秀哲原籍厦门，家族移居台湾已有两三代，其父“是一个颇有巨产的资本家”。张秀哲虽然在日据环境下自幼受日本教育，并在东京“差不多住了十年左右”，但他却深具中国意识，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期间，与历史系同学杨成志合作，出过一本“揭发日人虐待台湾人民的罪恶之小册子，名《勿忘台湾》”。此书以张秀哲的文章《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为主幹，“篇幅不大，但分量较重”，既歌颂了历史上台湾同胞争取解放的光荣传统，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残酷镇压的种种罪行，并号召台湾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参政权”。这样的书一出版，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和忌恨，以致常派人到学校去查询他。

　　张秀哲在岭南大学读书时，与时在岭南任职的锺敬文相识。据锺敬文回忆，后来张秀哲离开广州去上海，“刚抵上海，便给日人逮捕着送回台湾去了”。这使锺敬文一想起这位身陷囹圄的台湾友人，想着他“老对着铁窗，左右陪伴着那一样失却了自由的同胞”，就“不能闭上眼睛，设想他过的是一种什麼日子”。

　　张秀哲的译著《国际劳动问题》由鲁迅“小引”，他的《勿忘台湾》一书则由郭沫若作序，锺敬文“初逢张君”就以诗“敬礼”──可见当年一个台湾青年与祖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是何等融洽和彼此情深。九十多年前张秀哲呼籲“勿忘台湾”，今天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位本名叫张月澄的台湾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