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见笑集》为黄永玉诗歌全编，收录其1947-2021年间创作的150余首诗作，时间跨度70余年。

　　──读黄永玉诗集《见笑集》有感

　　“诗的琴弦／先拨动自己，／再让别人听见。”（《诗》）黄永玉先生这句诗，恰可作为我们品读《见笑集》（作家出版社，2021年）的钥匙。黄永玉最为当下人们熟知的头衔应该是画家。他却把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在长达八十馀年的文学创作中，奉献了多部精彩的作品。黄永玉的表叔沈从文曾对他说：“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或许受这句话的影响，黄永玉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文艺创造力。2013年，90岁的黄永玉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最近面世的《见笑集》带给了人们新的惊喜。

　　这部诗集中所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极大，从1947年直至本书出版的2021年，150多首诗的题材并不相同，风格也并不一致，或直白畅快或含蓄婉转，或嬉笑怒骂或浅吟低唱。《论语》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兴观群怨需有一基本前提，即在诗中贯注真诚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诗为心声，诗如其人。《见笑集》的书名以及书中的诗作，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纯真而可爱的老头。

　　不变的是童心

　　黄永玉向有“老顽童”之称。几年前，我曾在国家博物馆参观过他的“十二生肖月历画展”。参展作品尽显“黄氏幽默”，令人流连忘返。我以为，黄永玉的幽默既来自于他感悟生活崎岖后的豁达，更源自于坚守灵魂圣洁之地的那颗童心。阅读《见笑集》，时常能体会到这一点。书中收录了写于1981年的《口袋》：“奇怪奇怪真奇怪，／动物身上长口袋。……我们的口袋装本本，／牠们口袋装小孩。……上帝真是不公道，／明知我们本本多，／早该给我装一排。／唉！唉！唉！／却是一个也不给。”此诗写于墨尔本，是诗人看到澳洲的袋鼠等有袋类动物后之有感而发，字里行间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童谣口脗，清朗有趣。

　　诗集的第一首《风车和我的瞌睡》（1947年）和最末一首《春》（2021年）也都是童趣可掬之作。前一首是这样写的：“大风车滑溜溜转／滑溜溜转／很快活地／看小河水捧到嘴边／吻了一下／又急忙忙地／交托给土地／／小风车咕噜噜转／咕噜噜转／斗气而又兴奋地／舞动那六片白色小翅膀／不让小麻雀儿／小斑鸠和知更雀／不让那些淘气的孩子们／到这儿来胡闹……”后一首更加简洁：“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牠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我不知这样的设计是否出于作者或编辑的文学意图，不过，读其诗如见其如人。《见笑集》所给予读者的，是一个诗化的黄永玉。两诗对读，确实给了通读全书者某种循环往复的奇妙感受，不仅感叹于诗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依然保持着以童心阅世的自觉、与自然对话的能力，也感悟到复归于樸、反璞归真的天机世理。

　　或许有赖于这一瓣童心映照，诗集中对生命的喟叹格外动人心弦。《中年颂》是这样咏叹中年的：“中年，／一张半新不旧、／迎接风暴和朗日的船帆。／一条宽阔河流的中段；／一块怜悯和容纳的草原；／一双走过远路没破的合脚布鞋”。还有《老头还乡》中的“老年”：“理一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意味深长的语句，饱含着时间的辩证法。生命的终点是死亡。死亡是自我肉体生命结束，但也意味着一个生命在他者追念中的开端。优秀的诗人似乎总会写到关于死的话题。《见笑集》中有一组《墓志铭》，收录黄永玉所撰墓志铭十三则，谥法独特，别有意趣。如《某医生》：“先生的医道／简直无与伦比，／遗憾的是，／只有一个人没有救活，／那就是他自己”。又如《盗墓者》：“哥儿们！／别动手！／都是自己人”。再如《某农艺师》：“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最令人叫绝的是《某演说家》，只有两个字──“完了！”一语双关，妙绝！

　　存照的是历史

　　诗本有记史的功能。我记得西方哲人说过，诗比史更真。此为确论。诗可以记录历史，比起史书，诗的感情更充沛，也更能突显历史中作为个体的人。而真正的历史，都是属于人的。中国文化传统讲求史诗互证，提示了读诗的长时段视角。《见笑集》收纳了诗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不少诗篇实为历史断面的X光片，叫人从深处看清岁月的密度和时光的骨骼。比如，这一首写于1979年的《妈妈，我回来了！──献给“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好，好，好！／妈妈！／我们回来了。／原谅我们，／这年月回来，儿女这么难看，／带着衰老和战斗的伤残。／妈妈，／你的儿女回来了。／／你的儿女回来了。不再是红颜和秀发，／我们战胜了恶魔。／是从它们手中夺回我们的笑颜。／妈妈，死去与活着的儿女们／无论在哪里都思念你。／饿了把希望当饭，干渴把信心当水，／相信终有一天会拥抱你。／／妈妈原谅我们，／流泪是因为高兴，／在敌人面前／我们从来不哭。／三千多个战斗儿女站在你面前。／他们将为世界叙述三千多个故事，／和那些死在战场上兄弟的血肉委托。／／今天，／我们唱着歌／从头来起！”

　　诗题中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史称第四次文代会。会议开了18天，邓小平出席会议并发表《祝词》，当代中国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在亲与盛会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为这首诗找一些注脚。比如，诗人屠岸说：“许多人带着在‘文革’中所受的伤残前来开会。夏衍同志腿被打折，萧三同志腰直不起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一群身着白衣的服务员姑娘专门准备好轮椅，请年老或伤残的代表坐着，推送进入会场。”这是多么具有历史感的沉郁画面，也正是《妈妈，我回来了！》所描绘的场景。全诗如诉如歌，一气呵成，感情饱满而深沉的，笑泪交集地表达了重获新生的文艺家的喜悦和坚韧。

　　还有创作于同一年的《幸好我们先动手──仿彭斯体》、《犹大新貌》辛辣地批判“四人帮”；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即事》以高度视觉化的诗句描摹了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感人场面，“警卫员们像一堵哭泣的墙，／哭泣的少女趴满墙上”，也都不失为以诗存史的佳构。阅读这些诗篇，我们的记忆被再次激活，也愈发感受到岁月之河曲折前行的磅礴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