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把现代以来通俗文学未完成的文化、审美构造在香港完成了。通俗文学有了内地的张恨水，武侠创作有了香港的金庸，无疑使得类型文学在正典文学之中，有了正座、要位。如果没有金庸，就很难作这样的评价。”《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

　　去年底，施战军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团长来到香港，出席“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介绍，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对周作人早期散文感兴趣，那时又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董桥散文，就有惊喜之感，董桥这样有现代小品文气质作品的存在，说明香港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文脉。

　　“（香港）无论是上世纪上半叶作为避风港，还是和平时期成为人才聚集地，人们留在香港这个地方，使得香港的文化成为非常具有吸纳力的巨大的文化容器。”施战军称，现代时期那么多“南来作家”成为“香港作家”，并影响了香港文学特质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施战军看来，如果说董桥等是带有文化综合范畴的创作，金庸等是一种中华文脉范畴的创作，刘以鬯等就是现代生命意识范畴的创作。从这三个方位能够感受到，香港文学生态是在别的地方很难与之比拟的。而这一文脉已经传到新一代那里，比如葛亮、吟光等青年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赓续与创新的意识和实践，所以可以对香港文学的未来保持信心。

　　大公报记者 张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