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有经济理论认为，减税政策增强了投资信心和市场预期，激活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的流动性。

　　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三项个税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对年终奖税收优惠延期两年，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优惠延期一年。对此，市场表示欢迎，且期待2022年进一步的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

　　2021年可谓“大疫税年”，美国拜登政府试图提高税率，着力向富人征税，促成了全球最低税率协议。中国一方面在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另一方面在加大对逃税、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

　　财政政策面临两种选择

　　通常，当经济增速下滑，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下降，财政政策往往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功能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扩张债务，通过政府之手增加财政投资，扩大基建投入，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也叫需求经济学。

　　二是平衡财政政策：减少税收、缩减债务，通过市场之手高效配置资源，激励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收基数。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也叫供给经济学。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滞胀危机期间，美国分别试验这两种财政政策。

　　二战后，美国政府长期延续高税率的政策。到六十年代，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减税，但同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胀率逐渐上升。1974年，美国经济爆发了严重的滞胀危机，经济迅速下滑，失业与通胀均居高不下。当时的福特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计划增加税收，同时扩大政府投资。

　　不过，经济学家阿瑟．拉弗认为加税政策是糟糕的选项。他通过《华尔街日报》副主编万尼斯基，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约见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拉弗给切尼解释，加税无法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相反，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困境。

　　切尼则不以为然，认为：“降低税率，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风险太大。”情急之下，拉弗抽了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一条抛物线。他指着餐巾纸说：“如果税率过高，超过顶点，财政收入就会减少，降低税率，收入反而会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这个理论并不复杂，解释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税率是0和100%时，政府税收收入都是0。所以，税率从0到100%之间存在一个转折点。当税率从0开始增加时，政府税收收入开始增加；但是，税率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税率继续上升，政府税收收入反而下降。

　　因为税率太高，会抑制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下降，税基缩小，税收收入下降。万尼斯基的解释很清楚：“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意在货币经济中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100%税额，政府的收益就等于0。”

　　所以，如果税率超过了这个临界点，政府应该减税，减税可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反而增加。当时，美国的边际税率大约是50%，拉弗认为这个税率已经超过临界点，主张政府大规模减税。

　　凯恩斯主义者反对减税政策，将其戏称为“餐桌曲线”。但是，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财政政策导致美国经济长期深陷滞胀泥潭。在经济下行时，政府债务压力增加，如果实施增加税收政策，将进一步打击投资信心与税收收入，经济将陷入债务─税收─通缩螺旋。

　　由于经济持续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高通胀又削减了家庭购买力，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1976年3月，拉弗、肯普议员推动的减税法案已经获得了106名议员的支持。1978年，万尼斯基将“拉弗曲线”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该理论得以扬名，减税主张开始影响下一届大选。

　　1980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竞争。拉弗与里根关系不浅，他与肯普一起拿减税议案支持里根竞选。对拉弗的减税理论，里根深有体会。里根之前是一位演员，他回忆说，二战期间，我们只要拍4部电影就达到了这一税率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5部，那么第5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给国家交税了。所以，他在每年完成4部电影后便不再工作而选择度假。

　　里根自称是供给经济学的信徒，高举着减税的大旗上台，每次公开竞选演讲，讲的第一项政策就是减税。最后借此赢得民心，成功入主白宫。里根政府抛弃长期主宰白宫的需求经济学，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开始从供给端实施改革，史称里根革命。

　　拉弗领导的“供给学派”成员如斯托克曼等，成功进入联邦财政部预算部门，实施减税大规模的政策。1981年，国会通过了《经济复甦法案》，主要内容是减税，其要点是将个人所得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三年内减少30%，三年后个人所得税的税级还要随物价指数的变化加以调整。

　　但是，减税政策实施一年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第二年，美国经济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当年失业率飙升到9.7%，全美劳工失业人数达1100万人次。真正震惊里根团队的是政府惊人赤字。在1981年9月，财赤高达790亿美元，超过了卡特时期最糟糕的赤字状况，政府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批判。

　　减税未助增投资和扩税基

　　为什么减税政策没能刺激投资增加和税基扩大？

　　当时的美国经济同时遭遇两个“时滞”：

　　一是美国滞胀危机的首要问题是高通胀，通胀问题不解决，经济很难复甦。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正在实施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0%以上，牺牲了短期的就业、投资与消费。从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到经济下滑，再到降低通胀，最后是经济复甦、就业增加，中间存在时滞。这个时滞被称为“沃尔克时刻”。

　　二是从减税政策实施到政府税收收入下降、赤字增加，再到刺激投资与消费增长，最后是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中间也存在时滞。这个时滞可以称之为“里根时刻”。

　　实际上，多数政府没有耐心等待这两个“时滞”，中途便掉转船头，降低利率和增加税率。里根政府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里根与沃尔克没有完全坚持、也没有彻底放弃，而是达成了一次妥协式“交易”：即沃尔克适当降低一些利率，里根适当提高一些税率。

　　于是，1982年9月，里根政府又签署《税收公平与财税责任法》，适度增加了税收。这一法案导致财政部一些供给学派成员辞职。不过，这显然是里根的妥协举措，在之后的1986年，里根再次推行减税政策，签署了《税制改革法案》，将个人的最高税率从50%降低到28%。

　　里根八年执政，减税的力度虽然不及预期，但依然降低了美国的税率，其间平均每年的减税额度约占每年的税收总额度的2.48%。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减税政策导致里根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里根执政期间，财政赤字确实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支出扩大，而不是收入下降。实际上，降低税率反而增加了里根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度过“里根时刻”后，政府税收收入持续增加。数据显示，里根执政八年，除了最艰难的1982年（两个“时滞”）下滑外，每年税收均在增长，累计税收为5.75万亿美元。

　　减税政策增强了投资信心和市场预期，激活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的流动性，最终美国经济复甦及继续增长。例如，减税政策规定公司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可从应纳税额中扣除，这降低了正在兴起的硅谷企业的成本，提高了投资科技创新的信心。“里根革命”与沃尔克改革共同促使美国经济在1982年第四季度后逐渐走出了十年之久的滞胀泥潭，同时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景气周期。

　　竞争性税率就是最优税率

　　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并不复杂，即市场自由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要比政府更高。减税政策将更多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扩大了市场供给，提升了市场效率，可以提振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增加家庭收入与消费能力，最终经济持续增长。所以，大疫之下，经济下行，政府应该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但是，减税政策在执行上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判断拉弗曲线的最优边际税率。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税率除了是0和100%，其他都是不可知的存在。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果全球各国的公共用品是一个市场，政府就是提供公共用品的“公司”，税率就是公共用品的自然价格。自然价格不是某个人决定的，而是自由市场决定的。正如无数自由竞争的物业公司，物业费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

　　所以，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竞争性政府。促进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自由流通，各国的竞争性政府实施竞争性税率，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用品。而竞争性税率就是最优税率，就是公共用品的自然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