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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股观经/“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2024-01-23 04:03:00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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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世界银行调高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令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差距进一步扩大。\中通社

  由于近几年美元指数的走强,同时2023年世界银行又调高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这样中国距高收入门槛又随之扩大。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若成为不了高收入国家,中国或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推理应该不成立。高收入只是相对概念,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则是常态。

  世界银行在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归类时,实际上是采用了橄榄形的结构分类法,即中间大、两头小。这也意味着,能够归类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口占比,最高不会超过25%,通常则不会超过20%,即所谓的二八现象。如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尽管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高达80个,但覆盖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6.1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53个,人口占32.7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51个,人口占40.67%,低收入国家和地区31个,人口占10.38%。

  如今,全球人口超过80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7.7%,如果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的门槛从2015年至今一直不变,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高收入国家所覆盖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或将超过40%,这就不符合“高收入”的相对概念定义了。就像九十年代初国内“万元户”绝对是高收入群体,如今中国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都接近1万了。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且离世界银行的1.3845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也就相差不到1000美元,但若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难度很大。因为一旦进去,则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所覆盖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3%,这就不符合“高收入”概念了。

  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高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为7620美元以上的国家。但到了2023年7月份初,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必须超过1.3845万美元。估计它会一直采取水涨船高的划分标准,从而让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一直达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

  事实上,2022年高收入经济体平均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水平高达5.15万美元,其中超过3万美元(发达经济体门槛)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接近一半,低于3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则大部分都属于小国,其人口的权重比较小。

  不难发现,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是偏低的,只有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只比2022年全球人均GNI(1.2869万美元)高出不到1000美元。这意味着世界银行未来上调高收入国家门槛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过于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去跨入这道原本是把中国限制在外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所谓跌入“陷阱”,就是被卡住动弹不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这类案例应该有,如中等收入国家中,2022年以美元计价的俄罗斯GDP规模与十年前的规模基本持平,曾一度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后又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而南非、伊朗等也有类似经历。

  如果说全球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也同样存在“高收入陷阱”,即某些经济体的GDP停滞不前的现象不论在哪个收入水平下均会发生,无非就是停滞时间长短而已。因此,不必太在意中等收入陷阱,这或是伪命题。但同时不能过于奢望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二八定律几乎无处不在,全球7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这个区间了。

  从过去60年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快,如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从过去30年看,中国经济的确创造了增长奇迹。如1993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是300多美元,如今,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

  中国经济增速领先全球

  当然,随着这轮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延续,不少人担心中国是否会步入“经济停滞”的阶段。从被称之为停滞或倒退的国家案例看,有中东的伊朗、非洲的南非、南美的阿根廷、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多属于自然资源丰厚的地域。而人口密度大、人均拥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停滞现象,而且多数已成为发达经济体。

  这说明两点:一是天然资源丰厚的国家或地区,不一定都能成为富裕国家,其发展模式如果一成不变,则有可能一蹶不振;二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可能更有危机感,尤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区域,普遍勤勉好学,并把劳动力作为最大的资源禀赋,致力于制造业和贸易。

  从每周工作时间看,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至2023年9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4小时,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女性劳动参与率看,中国领先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时间会相应缩短,但中国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却没有明显缩短。如根据Penn World Tables(2023)的数据,从1970至2019年,全球工作时长普遍减少,如丹麦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1970年的35个小时,降至2019年的27个小时,但中国则从38个小时提高到42个小时,迄今仍超过印度。

  因此,尽管中国目前也面临老龄化加速和经济收缩的压力,但传统的文化基因和有为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引领,今后中国经济应该能够保持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速。例如,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普遍预期为2.5%至2.7%,但国际经济机构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普遍在4.5%以上。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为主,这实际上是一种赶超模式,即高储蓄、高投资;这种模式的前提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制造业等的资本形成规模比较小,一旦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规模、基础设施都成为全球第一,且出现过剩,那么这种以高储蓄为前提的赶超模式就难以为继。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

  首先,据麦肯锡估算,中国的全社会淨资产从2000年的约7万亿美元飙升至2020年的120万亿美元,总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国只增长一倍多,达到90万亿美元。中国的资产增长如此之快,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大扩容密不可分。但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其实靠房地产或基建投资拉动的模式,其边际效应在下降。

  提高居民收入 缓解需求不足

  其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但人口占全球17.7%,长期以来通过出口来消化剩余产能,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也是最高的。但随着国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口红利在消减,中低端产品出口的份额会减少,产能过剩的压力会持续增加。

  再次,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把“有效需求不足”放在六大困难的第一位,说明这才是过去30年来我们面临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即目前的居民收入结构还难以支持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这也表明,居民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分配比重偏低及中低收入阶层在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占比偏低。

  当前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既包括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包括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恐怕又与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有关,所以关键还是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而不是主要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增加供给,后者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扩大消费有效需求的主要路径,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表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如果通过扩大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推进财税改革等使得居民收入能够持续增加,且快于GDP增速,同时收入分配结构又能改善,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产能过剩问题、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如何来应对上述三重压力?肯定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果总是确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当下只有靠扩大基建投资来快速实现,但这就难以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因此,围绕着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结构为目标,推动经济转型,毕竟GDP不是最终目标、而是结果,人民大众美好生活才是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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