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民企的创新能力非常强劲，但当前要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

　　在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过去后，中国能否形成新的产业支柱显得尤为关键。对经济学者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关注总要素生产率，想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创新。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当前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国家开放度。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当面对美国“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时，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故步自封则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

　　第二个是民营部门的活力。中国民企的创新能力非常强劲，但当前要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

　　美国财长耶伦此前来华讨论的主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她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会冲击国际贸易秩序，会影响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但在不到一年以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时曾表示，她在欧美媒体上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都在说中国经济不行了。雷蒙多的话和耶伦的话前后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准确。但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的“新三样”不仅让国人自豪，也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这至少说明我们还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产能过剩争议值得深思

　　所谓产能过剩，简单说就是供给超过需求。从学术上看，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假设不考虑出口，只看国内，在一些领域有没有过剩产能？笔者认为肯定有。长期看，宏观经济失衡，供给超过需求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投资多消费少，今年投下去的资金，明年形成了产能，倘若最终需求不够多，也会产生过剩产能。所以，过剩产能问题在国内是长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

　　现在我们谈论的产能过剩，与过去又有什么差别？过去中国把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没有引起太大反应。很多企业家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只要能卖得出去、有市场，那就不算过剩。但今天的产能过剩为什么具有复杂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没有过去那么友好。而且，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有什么差别？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国“卖什么，什么就变得便宜；买什么，什么就变贵”。过去中国进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大，是因为当时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大国经济阶段，如果这时候还像过去那样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确实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中国今天做成了“新三样”，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新三样”？既然已经进入创新时代，理应涌现出新的三百样、三千样、三万样才对。现在大家都一股脑地投资这三个领域去了，这个问题也需要反思。

　　从企业家的角度看，近年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状况：过去的老本行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出路。有些领域本来做得还算红火，但这几年受到监管政策的影响，看起来前途变得不太明朗，所以企业家希望寻找一些新的出路，这很容易理解。最后大家殊途同归，在“新三样”领域看到了几大突破与政策支持，于是一拥而上。

　　国家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产品，给予了一些产业政策层面的支持。政策对创新大力支持肯定没问题，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上，而不是简单地支持大家用已有的技术做产能覆製。产业政策很重要，但关键是要支持技术创新，而不是同类产业的简单覆製。

　　提振消费需要更多支持

　　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会一直存在。过去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比如服装、玩具等，后来发展到一些家电行业，再后来是钢铁、氧化铝、水泥等很多行业。总体来看，出现过剩的行业通常都是投资多、消费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后来有学者提出要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对于这个观点，经济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应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有的则坚持认为，真正能驱动增长的还是投资。

　　也许，增长是由投资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可能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相对合理的比例，如果大家只消费不投资，增长很难持续，过去美国就存在这个问题；同样，如果只投资不消费，也会引发很大问题。投资最终要转化为产能，一旦形成了产能但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收回，那么既可能造成过剩产能，也影响持续增长。

　　因此，提振消费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消费和投资到底孰轻孰重，最关键是部门之间要达成相对合理的比例。过去比例失衡，靠国际市场来实现平衡，现在变得很困难，因为中国已经变成大国经济。

　　消费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消费，才能消费掉那些生产环节产生的产品。如果老百姓没钱，只是一味地消费，这恐怕谁也做不到。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追求一个合理的比例，是从今天开始就必须努力做到的。

　　只有消费崛起了，经济增长才可以得到持续。倘若消费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经济发展何来澎湃且持续的动能？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反而容易落入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改变政策思路，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支持消费的提升。提升消费就是提升供给，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然，“刺激”消费不能只是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把真金白银开支出去，无论是提高社保水平，还是做实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绿能出口转向后发国家

　　宏观经济的“平衡─失衡─再平衡”，总是需要一个过程。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和经常性项目顺差会维持一段时间。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很多东亚国家也是如此，这似乎没什么问题。

　　然而，中国现在已是大国经济，此时还有这么多顺差，可能会慢慢成为一个问题。在贸易对手看来，高额顺差意味着中国总是卖给他东西，但又不买他的东西。美国人认为中国“抢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种观念相当偏颇，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国经济的持续顺差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出口非常强劲，同样引发了美国的不满，最后也触发了严重的贸易冲突。

　　中国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在“新三样”上，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怎么办？除了积极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有三大应对措施：一是坚决维持多边、开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体制；二是鼓励国内的一些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市场去投资，减少国内产品出口的压力；三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考虑实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关于“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笔者建议把“新三样”出口的重心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具价值，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任务，需要新能源产品。这些国家没有技术、缺乏资金，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生产出新能源产品，通过该计划可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还可以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首先，可以在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帮助一些金融工具“走出去”，其中包括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形式，让人民币走出国门，提升其国际化的程度。

　　其次，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转型，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事情。发达国家虽然整天把绿色发展挂在嘴上，但并没有多少发达国家真正掏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

　　再次，成为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比如我们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增加需求，这个需求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这样也就有利于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