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汽车产业在近年高速发展，正是创新驱动型增长的典型例子。

　　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成本提高、人口老龄化和国际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三方面变化。保持经济增长，关键要转变增长模式，走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点是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有三方面的变化值得重视：

　　第一是成本水平变化。中国经济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想要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会变得愈来愈困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贫穷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成本低。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只要产品质量还过得去，容易找到市场，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低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利用低成本优势，以及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202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27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只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但与此同时，成本水平也上升了。

　　当前的低端制造品市场，很多已经被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国家的产品所占领，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在此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只有做出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第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享受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在整个人口中，年轻劳动力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对经济发展肯定有利。但这一趋势在约10年前开始发生逆转，目前中国老龄化人口在人口总量中的占比已达1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中度老龄化的特征。劳动人口不断减少，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冲击。

　　第三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从全球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兴起就遇到全球化的好时代，各国都在开放市场，中国的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现在这两方面的拉动面临愈来愈大的困难，全球化市场中的限制愈来愈多，全球化趋势已经发生逆转。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大选期间他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最近又在社交媒体上扬言党政第一天就要对中国产品加收10%的关税。国会的一些政客也提出要取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PNTR）。

　　出口重心转向南方国家

　　在上述三大挑战叠加的背景下，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关键是增长模式要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这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已经很难持续。要转变增长模式，必须更多地靠创新，从过去建立在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的粗放式、要素投入式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对于创新驱动型发展，如果要落实到一个简单的指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央提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学者而言，最终也是要落到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能有多少产出？产出愈多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愈高，经济发展更高效。想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创新主要是模仿和学习。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我们距离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也愈来愈近。这时候中国更需要原创式的创新，把自主创造转换为生产力。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起步较晚，中国汽车业从刚刚入世时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已经实现连续15年汽车产销全球第一，连续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全球第一，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在第4次科技革命的加持下，中国汽车业成功实现“换道超车”，以传感器、信息通信、大数据、高精度地图等为代表的智能网联汽车与全球技术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以动力电池、充换电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已经遥遥领先。这足以说明，在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中国还是大有可为。

　　目前来看，中国“新三样”的主要市场在欧美，但欧美市场面临的困难变得愈来愈多，不确定性愈来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建议把目光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思路是受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启发。那时候，美国斥巨资支持欧洲国家重建、复兴，最后达到了利人利己的效果。

　　新能源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具价值，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任务，需要新能源产品。这些国家没有技术、缺乏资金，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生产出新能源产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计划”可以使用商业性工具、政策性工具，甚至直接援助，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长期贸易顺差对中国的发展不利；短期看也需要海外市场消化产能。

　　过剩产能问题在国内是长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过去中国把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没有引起太大反应。所以，就算每年都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很多企业家也认为，只要能卖得出去，只要有市场，就不算过剩。随着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政客认为只要存在潜在影响，就会拿中国的产能做文章，这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的国际新环境。

　　创新须数量质量并进

　　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有什么差别？主要进出口量的增减会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国“卖什么，什么变便宜；买什么，什么变贵”，这是大国经济一个典型特征。如果这时候还像过去一样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确实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引发一些国家的忧虑。

　　对此，必须引起重视。今天的美国政府依然想把制造业吸引回美国，为本国的小镇蓝领青年创造就业。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是大国经济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既然已经成为大国经济，就要多考虑别国可能的反应，提早加以应对。

　　拜登的前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Brian Deese在2024年9月-10月期的《外交关系》上发表文章，倡导“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他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也有人提出类似的倡议计划。”既然美国和中国都在考虑相似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能有上中下三种情形：一是上策，中美合作带动全世界实现绿色转型。美国有技术、有资金，但没有产品；中国是有资金、有产品。倘若中美能携手合作，这不仅是中美共赢，更是全世界的共赢。二是下策，即相互拆台，各做各的。三是中策，假如中美能各自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即便是各起炉灶，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好事。

　　但随着特朗普即将上台，美国实施“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再存在。事实上，有传言特朗普团队在准备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客观而言，长期存在的贸易顺差可能对中国不利，因为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思维不是由经济学分析来主导。当年特朗普之所以发起贸易战，其思维就是典型的“交易思维”，即买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朋友；不买我的东西，就是占我便宜。历史上也有很多政治、军事冲突事件，根源就在于贸易严重失衡。

　　因此，学会和经济伙伴共同发展、共同成长，或许是未来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路，也是中国成长为大国经济的一门必修课。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但是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终要看各自的能力。过去，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是靠成本低，现在则要靠产品与服务的独到性。希望企业不要盲目追逐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最终使得创新数量上升但质量下降，要多专注自己擅长的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