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交流，但也会持续推进经济去风险进程。

　　1月19日至24日，笔者有幸随团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近距离参与盛会感触颇多：虽然是世界经济论坛，但大部分时候都在讨论非经济问题，因此笔者的观察也不可避免有些跨界，请读者们多指正。

　　《外交事务》总编丹尼尔．库尔茨─费兰（Daniel Kurtz-Phelan）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用“权力即正义”的原则取代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全球的动荡。作为中国听众，笔者不禁联想到当前国际局势与战国时代的某些特征颇为相似。

　　“美国优先”政策引发全球动荡

　　一是“礼崩乐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残酷的世界，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尽管有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国际法的存在，但这些规则和秩序正受到单边行动及局部冲突的挑战。

　　二是“合纵连横”。各国为了适应地缘政治的变化，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以确保自身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明显收敛。

　　三是各国变法。面对地缘政治变化、技术进步、国家实力变化及国内矛盾激化等挑战，各国都反思并大幅调整政策方向。比如，在达沃斯论坛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于本月发布新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提出未来5年的路线图，旨在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改善营商环境和发展清洁能源等措施提升欧洲的竞争力。

　　《国家报》总编米娜．阿尔─奥拉比（Mina Al-Oraibi）认为，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可能更加侧重于经济层面，例如关税和技术管控，而相对较少关注中国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若这一观察准确，则意味特朗普将增加对华的地缘经济压力，同时降低地缘政治紧张。

　　一方面，特朗普突出“美国优先”经济诉求，强推美国再工业化。特朗普在论坛上的讲话中表达了对中美贸易现状的不满，强调中美贸易逆差巨大，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累计达到1.1万亿美元，并要求实现贸易关系的所谓的公平与对等。这表明特朗普将继续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尤其是通过增加关税。此外，特朗普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承诺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放松管制并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焦点转移，当前冲突有望逐步降温。特朗普在其讲话中首先突出了美国国内亟待应对的挑战，如通胀、移民、政府债务和降低能源成本等问题，显示其政策优先和重点在于解决国内问题。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强调了其团队促成中东地区停火协议的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发言的印证，表明特朗普确实在缓和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作用。

　　总体看，特朗普重新上台后首先关注的是国内问题，或向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施压，对中国的压力小于预期。加之近期中美高层互动频繁，中国元首外交和高层外交取得显著成效。特朗普在论坛上的发言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留下空间，其多次提及“中美之间会有良好的合作”、“也想与中国友好相处”。

　　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认为，根据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很难将其归类为华盛顿传统的“对华鹰派”，他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但也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地产商出身，其交易风格是先给足“亲兄弟”面子，然后再“明算账”，所以对于特朗普政策的反复要有充分的思想和应对准备。

　　欧洲地位被边缘化

　　中欧关系面临不确定性，欧洲正经历深刻的焦虑，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美国，并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也落后于中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讲话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种焦虑。冯德莱恩提到，欧盟正在酝酿重大改革以打破僵化体制、推动创新并提升竞争力，但这些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仍受到质疑。

　　另一个焦虑源是特朗普2.0时代的冲击。在“美国优先”战略下，欧洲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全球关注点转向华盛顿，而欧洲的地位被边缘化。俄乌冲突爆发前，拜登政府将印太地区作为首要安全重点。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其提高军费，导致欧洲内部对战略自主的呼声再起。

　　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三个方向的选择：

　　其一，在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领域加强合作。冯德莱恩等欧洲领导人多次强调，将维持《巴黎协定》，并与所有愿意保护环境、阻止全球变暖的国家合作。同时，各国应管理好人工智能的风险。她表示：“在这些共同挑战之下，欧盟不仅要与传统的老朋友进行合作，也需要与任何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

　　总体来看，冯德莱恩的对华态度较此前更加积极，表明在多重压力下，欧洲可能选择在战略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

　　其二，强调对华“去风险化”而非脱钩。冯德莱恩在演讲中也提到，俄罗斯提供的能源看似廉价，实际上使欧盟容易遭到勒索。基于这一教训，她表示：“我们愿意继续与中国交流，但也会持续推进经济去风险进程。欧盟应秉持公平、互惠的原则，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是她的一贯主张。

　　总体而言，欧洲依然将中国视为重要经济伙伴，但在关键领域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安全性，减少单一依赖。从换位思考的角度看，如果另一个国家在制造业大类中的占比很高，中国也可能会有类似担忧。因此，我们可以与欧洲等国加强合作与互信，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预期，减少不必要的焦虑。

　　其三，损害中欧合作利益以换取对美妥协。德国联邦议会反对党基民盟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其党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有可能在2月23日的选举中成为新任总理。虽然特朗普的行为被认为不可预测，但默茨在论坛问答中表示，特朗普做交易的思路使其行为很好预测、立场明确。他如果上台，将与特朗普合作，特别是寻求与美国有共同思路的那些领域──“我指的是中国”。默茨的言论值得关注，他上台后的具体行动有待观察。

　　在“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平衡”分论坛，与会专家指，尽管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与投资持续增长（2024年预计接近2万亿美元），但这些进展尚未显著降低碳排放或完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这一判断对中国有利，它有力印证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明中国引领的绿色能源革命正契合全球需求，而非所谓的“产能过剩”。

　　然而，论坛也暴露出国际社会对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的深切忧虑。当前，全球80%的关键矿产资源加工集中在中国，部分国家对这一高度集中的产业布局会否引发供应链脆弱性出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将新能源产业优势“武器化”。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发展空间。面对这一局面，我们需要采取多维度的应对策略：

　　中国科技助全球能源转型

　　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到，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安全问题与转型需求同等重要，特别是深受俄乌冲突影响的欧洲国家对此更为敏感。因此，中国需要从全球视角出发，推动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平衡发展。

　　其次，在国际舆论层面，我们要积极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强调中国在推动“绿色能源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扭转“产能过剩”的片面认知。

　　最后，在实践层面，我们应当鼓励中国新能源企业加大对友好国家的投资布局，实现产业链的全球化配置，这对于东道国来说也实现了产业链的本地化。同时，中国应主动参与制定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规则，提升中国绿色供应链的可预期性和可靠性，增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供给稳定性，逐步化解国际社会担忧。

　　通过以上措施，我们不仅能够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将为全球能源转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