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载入中国企业改革史册的标志性事件在福建发生：55位企业负责人联合署名的“松绑放权”呼吁信，吹响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之际，福建30位企业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提出建言倡议，很快便收到总书记亲自回信。总书记表示对30年前福建企业家的呼吁“印象犹深”，并勉励广大企业家“抓住当前各级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的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的历史新机遇。””

 

1984年3月23日，一封由55位厂长、经理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被放到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桌子上。项南阅信后立刻作出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於众。”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题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项南的批示即为导语。一石激起千重浪，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於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中共中央出台了《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改革的大幕由此拉开。

 

 

“松绑放权”始於一场会议的意外“火花”。1984年3月21至24日，福建省经委在福州召开“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55位厂长、经理是会议主角。22日，根据议程，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国营企业改革试点单位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在会上作经验介绍。此前，在省市领导的支持下，龚雄大胆改革束缚企业发展的旧体制，使濒临倒闭的福州铅笔厂一年内扭亏为盈。

 

不料，两人的发言引起超乎寻常的热烈讨论。如今年近八旬的龚雄，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情景：“发言刚一结束，会场就像炸了锅。有位国有大企业的厂长当场就说：我并不佩服龚雄。”原来，当时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受困於计划经济的“五花大绑”，厂长、经理有责无权。“要是上级部门也给我们放权，我们的企业也可以搞好，甚至可以搞得更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场“交流会”变成“诉苦会”。

 

出席会议的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敏锐地意识到：厂长们的呼声，是时代发展的呼唤。当晚，他就根据大会发言连夜起草了《请给我们“松绑”》，经讨论修改后在大会上宣读通过。23日下午，黄文麟将信直接送到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离开才半小时，他便接到项南秘书的电话：书记已经看过信，而且做了批示，并把信转给了福建日报。

 

 

龚雄1984年底被破格提升为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改革开放工作。站在当下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的路，龚雄说，如今国家已经结束了“国营”企业计划经济的模式，完成了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但“松绑”这个事件有不可抹灭的历史意义。

 

“松绑放权”后，国营企业的经营果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55名厂长经理之一、邵武丝绸厂厂长翁亨进回忆说，他所在的企业首先打破了干部的铁交椅，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企业效益大增。从1984年开始到1988年，邵武丝绸厂的效益每年增长速度都在2位数以上。据统计，“松绑放权”后的5年，福建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比“松绑放权”前5年翻了一番多。

 

2014年，福建30位企业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已退休的黄文麟再次成为执笔者。“从2014年4月8日第一稿到5月18日定稿，40天里开了两次企业家座谈会讨论信件内容，一共修改了8次。”信件最终以《敢於担当勇於作为》为题。总书记的回信，让黄文麟喜出望外。“原以为总书记可能会在信上作批示，没想到专门给我们回了信。”

 

黄文麟说，总书记信中对福建企业家提出了新的期望和要求，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截至2017年底，福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41350亿元，所有者权益13493亿元。福建国有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均高於全国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的平均水平。

 

 

 

图：龚雄绘制的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油画像\受访者供图

 

1979年7月，中央决定赋予广东和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及更多的自主权，希望粤闽两省发挥对外优势先行一步，为内地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勳和1980年底由北京空降福建主政的项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旗手。

 

执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勳，依靠广东临近港澳和华侨众多的优势，令“三资”企业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福建省由於长期处於对台前线位置，经济基础薄弱，行动稍慢。项南到任后，不仅积极向广东学习兴办乡镇企业，还因地制宜推动沿海与山区联动发展，并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国企改革的浪潮。龚雄就是在此时受到项南器重。言及项南，龚雄感慨地说：“可以说，没有项南书记的赏识，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机遇为人民做这麽多事。”在项南支持下，当年铅笔厂的体制改革就取得了初步成效，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庆式企业”。不久，在项南的举荐下，龚雄亦从一个国营中小型企业的厂长直接提拔到副市长的岗位，在更高层面参与福州市对外开放、国企改革等重大变革的领导工作。

 

龚雄家中墙上挂着的项南油画肖像十分传神。记者好奇地问是谁画的，龚雄说：“我是美工出身，这是我画的。我十分怀念项南老书记，他为中国的改革付出了个人的代价与担当，我敬重他崇高的品格，他才是真正的改革先锋。”

 

 

当年福建55家参与呼吁“松绑放权”的企业，如今已在40年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凤凰涅盘，资产全部收归国有。其中的三明钢铁厂成为福建三钢集团，2016年盈利12.09亿元。而当年的福日公司、现在的福日电子，确立起智能手机设计制造和LED两大新主业，总资产截至2017年年底达53.45亿元。

 

谈及今天深化国企改革，龚雄认为，今天的国有大企业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必须由国家掌控，并体现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国家，是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发展的样板，“中国样板”已为越来越多国家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龚雄认为，国企是国家的资本，属於国有，但不是由国家来“经营”，而是要按现代管理模式经营，设立一个团队来经营，国家给予经营特权，执行严格的制度，接受上级的审核。否则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松绑放权”所走的路就白走了，付出的巨大代价也付之东流了。因此说，“松绑放权”的贡献，在於它改变了国家计划经济的旧模式，创立了聚合成具有世界500强实力的大型国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体制。

 

 

 

图：龚雄（左）在原福州铅笔厂老职工聚会活动上与工友共忆改革岁月\大公报记者史兵摄

 

每年的正月期间，龚雄都自费组织一次原福州铅笔厂老职工新春大聚会，2018年的聚会有三百多人参加，几十年前的老工友、厂领导，年长的八九十岁，最年轻的也五六十岁，老同事相见，比过去更加亲切。

 

龚雄在开场讲话中走到一位独臂中年身边，请他起立并搂住他的肩膀：“各位还记得他吗？他叫张国荣，当年是车间的一名青年工人，不幸手臂被轧到机器里，怎麽也挣脱不了。我只好下令把机器拆下来，连人一起吊上汽车送到医院，遗憾的是最后仍没有保住他的这只胳膊。每每想起，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觉得很对不住他。”说到这里，龚雄有些哽咽，许多工友们的眼里也都噙满泪花。

 

为什麽每年都自费举办一次老职工聚会活动？龚雄说：“这些老同事大都是当年与我一起在铅笔厂参与改革的职工和班子成员，我调到市政府工作后分管国企改革，铅笔厂又恰恰是在我手上由中外合资到破产倒闭的。每当看到那些老职工至今生活艰难的状况，我的内心就感到不安。”

 

当中小国企完成了为国家“站起来”打基础的历史使命，历史又把他们推上了“兼并、解体”和千百万职工下岗、转岗、待业的痛楚过程。

 

“但就没有这种断臂自救的精神，哪有今天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龚雄说，“只是今天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也应该把镜头对准那些曾经为改革开放勇敢地砸烂自己的铁饭碗，甘愿率先从固定制转为合同制、直至下岗待业的国有企业的干部、员工、工人兄弟姐妹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所做出的伟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