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研究及拓展）兼中医药讲座教授吕爱平、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陞、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冯奕斌近日一起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就中西医协作、中医门诊、人才培训等中医药发展出谋献策，畅所欲言。

　　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中医药发展，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多项中医药发展措施。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陞、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研究及拓展）兼中医药讲座教授吕爱平、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冯奕斌近日一起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三位专家就中西医协作发展、中医门诊供求、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医药现代化等畅所欲言，并为本港的中医药发展出谋献策，亮点纷呈。现将有关访谈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大公报记者　曾敏捷﹑汤嘉平﹑赖振雄（文） 林少权（图）

　　善用人才科技 加强中西医协作

　　记者：施政报告提到多项中医药发展措施，当中包括加强中西医协作，本港中西医协作的现况是怎样？未来要怎样推动中西医协作的进一步发展？

　　高拔陞：

　　有关中西医协作，两位教授（冯奕斌及吕爱平）也有提供协助。医管局推行中医药协作已经十多年，多年来也有跟大学合作，但现时香港中西医分得比较开，现实情况是，市民很多时候会同一时间向中医和西医求诊，所以医管局一直期望推动中西医协作，目前政府已有十八间中医诊所提供服务（供院外病人使用），但住院病人很多时候也有相关需求。

　　内地的医院早已同时提供中西医协作服务，运作已经非常成熟，但香港仍然欠缺基础，现时（医管局辖下）有数个中西医协作服务，无论是阔度和病种方面，都可以增加。

　　举例说，现时中西医协作用于治理中风病人，已经操作一段时间，医管局拥有一定经验，特别是康复方面，但以往是个别医院负责，下一步最重要的是，不论是提供服务者（医院数目），以及接收病人（数目），都可以进一步增加。

　　合作治新冠 效果显著

　　疫情三年多，第五波疫情严重，但也有一件事可以分享。疫情期间，内地援港医疗队来港帮手，当时有内地中医团队在亚洲博览馆的新冠治疗中心，全方位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效果非常好。

　　举例，有些病人，尤其是长者，康复后仍然气喘，大小便不通，以西医的讲法，病人“谷得很辛苦”就会很危险，有机会诱发心脏病或中风。接受中医治疗后，不少病人肠胃舒服很多，不再“谷住谷住”，他们也对中医治疗赞不绝口。

　　以往，医疗人员比较保守和小心，但那一次（新冠疫情）来得很急，（推行中西医药协作）因而加快步伐，情况是“逼出来的”，正所谓“有危就有机”。不少医护同事也发现，病人接受程度高、效果好，所以很现实的，只要（中医）效果好，人人也想做，效果不好讲什么也没用，所以到疫情过后，大家都希望把握契机，加快推动（中西医协作）。

　　不久前，我带同医护同事到广东省中医院了解。内地中西医协作比香港更加成熟，大家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尽快推动，除了治疗中风病人，现时也开始尝试在呼吸科推行中医药协作，较早前的大湾区人才交流计划，广东省派来几位专家，协助诊断气管和呼吸科病人，我们（医管局）非常感谢。

　　近日有内地中医专家来港，开始提供癌症治疗，现时不少癌症病人，会自行寻找中医治疗，但病人自己在外找中医，医管局的医生又不知道，两者不联通，如果可以实行中西医协作，效果较好；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医管局有一套电子临床纪录系统，中医师可以把资料存入，方便记录。

　　吕爱平：

　　香港的中医院，我觉得应该是建立香港医疗新模式的试验点。为什么呢？因为从医学来说，我始终认为，中西医协作或者中西医融合才是对病人、对医学有好处。所以我们说人才，我觉得人才我们至少不是很短缺吧，但现在的关键就是把这个中西医的人才怎么融合起来、产生协同的效应，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早前接受采访也说过，我们有这么好的西医，有这么好的中医，全世界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我们的医疗体系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才对。要实现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中医人才和西医人才就要融合得更好。

　　这个我们单靠中医和西医可能不一定足够，那好在哪里？生命科学进展这么快，数据科学进展这么快，如果我们的中医和西医在协作的同时，我们把生命科学的进展和数据科学的进展作为一种桥梁，可以让中医和西医互相了解得更多。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病人不发愁了，因为现在让病人自己决定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其实是最不合适的。为什么？病人是最弱势的，他不知道医学理论，所以应该由政府专业人士告诉病人，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找中医或西医，又或中西医合作才最好。我觉得未来香港是出现医学医疗模式的最佳地方，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规管，我们有很好的中西医协作关系；我们有很好的生命科学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数据科学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香港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现在中西医分开，有很多时候会出现一加一小于一的情况。可能一个患者，糖尿病也好、肿瘤也好，你单纯在一个医学领域范围讨论的时候，可能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所以香港必须走中西医融合的医疗，就因为我刚才讲到的中医、西医、生命科学、数学科学的发展，有条件这样做了。

　　普及中医药 有赖媒体推动

　　记者：怎样看医管局的工作、中医药推广，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高拔陞：

　　我们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媒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提供服务时需要公众明白我们的工作，所以报道的平台，报道事实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些工作也需要传媒帮忙推动，例如中西医协作，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中西医发展非常快，不仅要让香港市民受惠，也要将中医药的优势推向国际，香港的作用非常重要。健康不只是医护人员的工作，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透过媒体报道告诉人们，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重要。

　　吕爱平：

　　当代社会，其实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社会，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学者也好、机构也好，我们现在必须要依赖媒体的传播。所以我觉得《大公报》、《文汇报》这么重要的媒体，我们非常需要加强联系。所以毫无疑问，当代的机构与媒体要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将信息和资讯传递出去。

　　其次，我原来经常说，我们产生知识也好、产生资讯也好，过去主要是靠人去传播，但现在需要靠媒体。

　　上次《大公报》采访中我提到，过去人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事业，那个巨人就是一个人；但现在我们说的巨人，就是大数据，就是媒体。我们需要跟媒体融合，才能将事情传播出去，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我说中国有这么好的中医，未来的中西医合作肯定是中国最好的医疗模式。这个模式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包括中西医机构和业界之间的一些讯息互通。所以我一直觉得媒体都是非常重要的。

　　冯奕斌：

　　《大公报》、《文汇报》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历史事件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要将中医药推向世界，发展中西医融合，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及国际化，离不开香港媒体这个平台，特别是《大公报》和《文汇报》的传播推动。

　　如果用中西医协作治疗一个肿瘤病人，看病过程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专家有共识，再一个是病人有相关认知，病人周边的联系，包括不同的医生之间、病人家属等，也要有普及教育，媒体在联系社会各界、推动中医药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包括我们大学的中西医学院在内的很多部门，都做了很多生命科学、健康科学和疾病科学研究，医管局的西医亦是世界一流水平，要令市民大众了解这些情况，媒体也是关键。

　　记者：推动中医药发展离不开人，本港现时是否有合适及足够的人力资源，配合中医药产业及服务发展的需要？本港首间中医医院将于二○二五年投入服务，我们是否有相应的人才？

　　培训本地人才 借助内地力量

　　冯奕斌：

　　三家中医学院在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培养香港本地的中医人才，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学位都有，所以人才储备在基层医疗这一块完全没有问题，但在专科发展这一块，的确还需要更深入的专科人才培训。这点我觉得一方面香港自己要做，另一方面也要借助内地的力量，医务卫生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开始做一些围绕中医院的人才培训。

　　我觉得三家中医学院已经在人才培训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础，现在又在做专科培训，再下一步就和国家的不同医院，在某些专科做深入培训。

　　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多年及更久以前，全国各地不停有中医人才汇聚香港，三家中医学院也从内地或海外招聘了大量有中医药背景知识的人才。

　　中医医院真正成立后，也是三家中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我们三家中医学院会紧密合作，加强人才培训，特别是在专科这一块再加强。

　　高拔陞：

　　香港有很多（医学界）人才，过去多年来，三间大学也培育很多（中医）人才，也是高水平；不过，香港多年来都缺乏中医住院服务，仍然以中医门诊为主，所以需要加强有关方面，医管局也有派医师到内地吸收经验。

　　中医门诊增名额 逐步渗入基层医疗

　　记者：港人近年对中医药的信赖度显著提升，政府十八区中医门诊服务需求大增，自今年十月起，政府将资助中医门诊服务名额，由每年约六十万个增加至八十万个，增加二十万个名额能否满足病人对中医门诊的需求？本港现时的中医服务体量如何？

　　吕爱平：

　　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大医学的角度来说，中医的需求，你说增加二十万，增加二百万都很难评。这取决于它跟西医产生的协同效应在哪里。如果说，产生出来的协同效应很好，那你说增加二十万肯定是不足够的。如果你简单地把中医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那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应的出现。

　　因为现在中医服务虽然有十八间诊所，实际上它占的比例在整个中医的市场中还是很小的。虽然我们有十八家中医门诊，但这不完全等同于公立医院的门诊。所以中医的这个服务量，政府说给二十万、给四十万、给一百万，其实不是在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是根据一种按西医协同的效应，或者说，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卫生资源来分配的，其实跟服务量的关系不是很大。

　　冯奕斌：

　　政府原来在十八区中医诊所提供六十多万资助名额，现在增加到八十万，那是指三方合作中医诊所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但香港的中医医疗网络私营占比更多，若按中医学院毕业生人数推算，十八区中医门诊占比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此外，大学有自己的诊所，浸大有十多个诊所；港大有两个诊所，同时营办港怡医院的中医科；中大也有诊所；还有其他私营中医诊所。所以香港的中医基层医疗网络非常广，只算公营这块可能是提供八十多万名额，但整体中医医疗（服务名额）可能有两三百万，这个数据虽然不是正式统计，但你可以想像，其实中医的覆盖面很大。

　　数码化中药平台 助力教学科研

　　记者：国家近年致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施政报告提出推动中药检测科研，包括构建“数码化中药平台”，“数码化中药平台”可以怎样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香港有何优势可以助力中医药国际化？

　　吕爱平：

　　我觉得数码化平台这个概念，它很有意义，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谁都有用。比如说对非中药人士，他想了解中药，他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学；那教学的话，对学生肯定有用，而这个平台对公众也有用。所以我觉得数码化的话，他肯定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但是我觉得数码化中药平台，首先是鉴定的一部分，将来这个平台完全可以成为数码化的《本草纲目》。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指望它，你不能要求它第一期出来就什么都能鉴定、都能包揽。

　　其实浸大一直在策划，去建设一个现代版的《本草纲目》，今次的中药平台浸大也有参与。这个现代版的《本草纲目》，我们是想把药物的化学、药理、临床等数据全部放进去。这就是数码化的过程。

　　冯奕斌：

　　过去二十多年，无论医管局或三家大学中医学院都配合政府，将香港推动成为一个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中心。

　　香港有那么好的数据平台、有那么好的中西协作环境，而且大家做事的时候都寻求证据，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数据分析，在做基础医学的科学证据和临床医学证据，香港绝对是有优势。

　　在过去几年，医管局的十八区诊所不停有国际论文发表，更不要说三家大学专职做很多研究。我曾几次在三方合作的十八区中医诊所管理委员会中提到，香港每看一个病都重视科学证据、临床证据，这一块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那么多年形成的东西方结合中做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