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的薪酬长期处于偏低水平，月薪以8小时计算仅1万至1.3万元不等，仅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劳联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指出，清洁工的低薪及低福利问题，与长期存在“判上判”有很大关系，承办商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或会把项目再外判予其他承办商，令清洁工的薪金与福利均被压低。

　　“先行先试”应评估清洁工作量

　　据周小松了解，政府与清洁公司承办商的外判合约并无限制“判上判”条款，随着垃圾收费落实，清洁工人的工作压力或愈加严重，其薪酬待遇应尽快获改善，否则会影响整体工作效率，除了透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整体清洁工的薪酬，政府日后外判合约予承办商时，应列明保障清洁工的医疗、假期等福利条款，以及列明禁止“判上判”，真正保障清洁工权益，同时限制相关工种输入外劳，避免间接压低工人待遇；待清洁工薪酬待遇得到提高，才能吸引其他年龄层的人入行。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建议，政府应研究逐步取消外判制度，成立公营市政服务机构，直接聘请清洁工在政府部门及公营房屋工作，以拉动行业整体薪酬。

　　垃圾收费措施试行期间，清洁工要处理分类垃圾等工作，增加了工作负荷。周小松指出，现时清洁工除了面对低薪及工作量大的问题，在垃圾收费措施落实后要面对弃置不合规格垃圾的情况，甚至因而与住户冲突，面临很大压力。他建议政府评估垃圾收费试行成效时，把清洁工工作量纳入评估考量之一，并为提供处理违规弃置垃圾指引，让清洁工知道哪些情况下要举报或如何与有关住户沟通等，厘清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的角色。他强调，提高清洁工的薪酬待遇更重要，估计在垃圾收费措施落实后，市场会为增加人手而调高清洁工的薪酬福利，期望政府及各持份者借这个机会正视清洁工薪酬待遇问题。

　　陆颂雄认为，可透过引入新型的清洁机械，例如电动扫街机，降低清洁工人的负担，政府除可引入相关工具在政府部门起带头作用，亦可考虑协助清洁公司透过申请“科技券”购买相关机器，降低引入成本，提升清洁效率，成为清洁公司转型的契机。\大公报记者古倬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