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拜登在被问及如何定义会晤是否成功时，曾概括了几点：一是双方回到正常的框架进行交流，二是在危机时刻能够拿起电话互相通话并做出决定，三是确保双方军队始终保持接触。

　　这充分凸显了军事在双边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基础，也堪称是难度最大的部分。就拿“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的台湾问题来说，最复杂脆弱的风险也在于军事。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正是着眼于军事角度。

　　从“习拜会”的成果看，军事领域达成一系列安排，包括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这涵盖了两国军队管理、指挥的主要层面，体现了中美双方对切实管控分歧、应对危机、防范风险的共识，且极具针对性。东海、台海、南海等“海上军事安全”是风险点最为富集的地带；而战区处于指挥最前线，构建战区通话机制，有助于缩短处置链条，提高反应效率。

　　前些年，中方曾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军事行为的制度安排。譬如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DCT）、亚太安全对话、联合参谋部对话、国防部工作会晤（DPCT）、海上军事安全磋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

　　但这些军事合作机制，不具备硬性强制力，其实际运作依赖于双边总体关系大环境。如果双方政治氛围良好，就能够有效发挥缓释矛盾、润滑摩擦、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一旦双方关系恶化，则往往首当其冲陷入停滞。中美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2017年11月举行首次会议后，第二次会议便因美方悍然制裁中国军队部门及将领而推迟延宕。中方上次派出军委副主席层面高级将领访美，则要追溯到2015年。

　　中美关系要呵护好来之不易的回稳势头，最紧迫的就是军事领域避免“擦枪走火”，预防“黑天鹅”事件干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军事对话提供了顶层引领和基本遵循，也是逐渐累积互信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