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宣布《香港国安法》立法动议以来，美国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及学者对中国多有无端指责，甚至扬言对中国实行系列报复措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也跟着起哄。

　　奥巴马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最近表示，北京制定《香港国安法》的举动将撕下“一国两制”的最后伪装，加剧美中关係的危机；“2020年越来越像1948年美苏围绕柏林爆发的首次冷战危机一样”。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发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伪装”之说是对中央对港政策的严重误读。自去年香港修例风波以来，一部分反中乱港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在香港搞完全自治，追求实质性的“两国两制”。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本土分离势力背后无不存在美国政客和机构的影子。

　　从各国实践来看，筑牢国家安全篱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维护国家安全与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并无关联，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制定的法律和措施一点也不少於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和机制更是多如牛毛，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一些反中势力宣扬所谓“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的终结及一国一制的开始，其实质就是通过贩卖恐惧，激起香港市民的恐慌，为香港国安法的落地製造民意障碍。

　　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等於香港的国家安全永远不设防，让一切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如入无人之境，进而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短板。正像内地一家主流媒体所言，“谁最看不得别人加装防盗门？肯定是盗贼本尊”。美国在香港有着广泛的利益，包括从事基本法第23条禁止的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否则一个只有7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美国驻港总领馆为什麼却配备上千名僱员。　　

　　至於麦艾文将柏林与香港进行类比，则犯了一个概念性错误。当年柏林被切割并分属於东德与西德，是二战的产物。东德与西德均为联合国成员国，而香港则完全不同，它是英国侵略的产物。1997年之后香港回归中国的怀抱，成为拥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而不是西方理解的“完全自治区”。西方国家总是拿“自治”说事，有意模糊高度自治与完全自治的界线，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严重误导。

　　近几年来，香港问题之所以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美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大了对香港的干预。香港问题本质上是中美关係的一部分，如果说过去美国对华政策更多的是接触加遏制的话，那麼当下的美中关係更多表现为竞争与对抗。香港处於中美战略博弈的最前沿，随着美对香港政策定位的重大改变，中美双方在香港的对抗加剧也是必然的逻辑。

　　美国务院发言人要求中国承诺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人民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是保护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特殊地位的关键，也符合美国法律及美当前给予香港的待遇”。美国视而不见的是，香港不是自由与人权的问题，而是自由没有了边界，人权得不到基本尊重，对内地的歧视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香港在国家安全上不设防，恐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如果不将这块木桶中的短板尽快补上，将会进一步被美国发展成用来与中国对抗的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大启动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工作，是中美战略意志的新一轮较量，“为美国结束干预香港事务敲响丧鐘”。

　　《洛杉矶时报》5月21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向美国发出了不会让步的明确信息，儘管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但中国政府不会屈从於国际舆论的压力。一些国际媒体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启动予香港分裂主义分子以沉重打击。“在当前中美关係紧张之际，推出香港国安法是向‘港独’分子发出了明确信号，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华盛顿邮报》哀叹，西方国家在香港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美国组建反华统一战线的努力很难实现。与美国的高调相比，欧洲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反应相对冷淡，不仅因为疫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伸长手臂通过了几个涉港法案，难道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宪制责任有什麼不妥吗？

　　可以预见，在美国的鼓动之下，香港街头最近不可避免会掀起几朵浪花，但从更长更高更远的时空看，这些浪花终将淹没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大潮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病树前头万木春。正像中美关係不能被少数人绑架一样，香港750万人的前途也不应被少数“揽炒派”所左右。套用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的一句名言：“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因国安法而结束，更不可能是“一国两制”结束的开始，但却是“两国两制”图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