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与新加坡最为相像,都是华人社会、都有受“殖民”经历、都是自由贸易港及小型发达城市经济体、都实行西方法律制度等等。因此在战后东西方经济转型当中,二者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东西汇通的优势而一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翘楚。
然而,在香港新加坡的“双城记”中,孰优孰劣一直不乏争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从一位战略家和知华派的视角道出了二者的一个本质性差异,李氏“羨慕香港紧靠中国内地的地理位置,时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能调换位置”的言论,虽似笑谈,但确实看到了香港的发展优势,即最能受惠于中国机遇的一个地方。近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指出“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可视为对香港优势的一个高度概括。
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对香港而言,其最大优势是什么?其发展方向是什么?其发展条件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会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指出,“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香港、澳门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门抓住机遇,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当前香港社会由乱及治,全社会已经形成“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的发展共识,但是对于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这一最大优势尚有犹疑、困惑,本文不揣谫陋,试作分解。
“一国两制”作为香港的最大优势,其首先就表现为制度优势,即既可以享有“一国”之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之利,也可以享有全球范围内“中国制度”与其他“先进制度”之利;其次表现为空间优势,即港澳既是中国这一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最具发展活力国家的重要“出口”,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人民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重要“入口”。这一“出入口”的角色地位,对于已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国家而言,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总之,“一国两制”最大优势的本质就是“结合与联通”,既包括制度的、文化的结合与联通,也包括资源、市场的结合与联通;既有人文层面软的结合与联通,也有空间物理层面硬的结合与联通。要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这种“结合与联通”。
一是要从“中央与地方”的视角认识和把握。香港基本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讲“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第一条(即第十二条)进一步指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与香港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第一位序的关系,也是最本质的关系。只有认识、认同、维护、执行这一关系,才能最大程度在“一国”范围内发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之利,也才能让特别行政区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回归24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中央一直关心、爱护、支持香港的发展,不断为香港发展创造条件、建立平台、制定优惠政策。这些正是“中央与地方”视角下,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从“境内与境外”的视角认识和把握。在“一国”原则下,中央对地方的治理一视同仁。而“一国两制”之所以成为港澳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一国”范围内又划分出了“境内”与“境外”两大制度与地理空间单元。“一国两制”方针授权和保障国内某些“境外”区域(如港澳台)在正当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还可以单独享有资本主义制度优势。因此,在“一国两制”政策框架下,香港既可享有“两制”之利,亦能享有国家“境内与境外”的两种资源、两大市场之利。尤其在特区政府主动作为下,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前海、河套等深港合作区,在“两制”“两种资源”“两类市场”基础上,更能融合创新出一种新制度、新资源和新市场,从而发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作用。
“两个大局”下找准自身定位
三是从“国内与国际”的视角理解和把握。一方面,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亦全力谋划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下的香港独具优势,一定要在此背景下思考和把准自身发展的站位、定位与地位。站位不对,定位不准,势必危及自身地位。这方面香港有前车之鉴,疤痕犹新。另一方面,在当前世界政经持续震荡迟滞背景下,国家迎来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而香港不仅能够积极参与国内大循环,更能充分发挥其制度、人文、资源高度国际化的优势,携手内地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港澳专章,就是充分看到了香港这种“国内与国际”的结合联通优势,八个方面的重要工作部署既是巩固提升香港的全球性城市地位,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一流湾区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服务。
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