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概括了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把握好的四条规律性认识：一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二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四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

　　一、“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关键在于发展与开放

　　安全就如氧气，乃生存的基本。然而一座城市能否蓬勃向上，发挥自己应有的潜力，需要的是发展。无论是通过深化对“一国”的立体认知及行动维护，还是对社会稳定及有序规划的捍卫，现阶段的首要目的乃落实“高质量发展”，让港澳地区的本地生产总值、市民生活水平、国际竞争力、生产力等关键指标有所提升。确立了国家安全基础以后，管治者更须把大量精力与资源投放在思考经济如何转型、社会应当如何实现机会平等、治理应当怎样符合结果、程序及观感公义要求。这些乃关乎到一座城市、一个特区生命力的核心问题。

　　发展是一个量质兼备的动态过程。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我们要衡量发展的话，大抵倾向于观察平均居民收入水平（中位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外贸易及国内投资增长等“量”性指标的变化。然而，在如沿海大省、香港、澳门那般的发达地区，除了最基本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维持在合理水平的期望以外，发展的成功更取决于各种“质”性的量度，包括就业工种的多样性、市民一生中社会往上流动的概率，以及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坚尼系数。人类发展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不但包括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包括了教育程度及出生时预期寿命等与生产总值无必然挂钩的组成部分。说得直白点，成熟经济体发展的试金石，便是普遍民众生活有没有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对前景能否感到希望、动力及憧憬。

　　“高质量发展”，除了是对那些只求短利、盲目增长崇拜观的一记当头棒喝，更是对管治者整体治理结构的一种心态要求。要顾及发展对环境保育的影响、也要顾及发展能否长期持续下去，经济会否过度侧重某些结构性衰落的行业、又或是与个别经济体构成过多的依赖，从而酿成结构性风险，实事求是地把经济大饼“做大、做优、做强”，相信乃中央对“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深切寄望。

　　若上述四条规律性认识的第一、二点乃关乎治理目标的重点蓝图，那第三、四点则为对于落实蓝图起到核心作用的建构方法。港澳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窗口，也是国家与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内联外通中的“内联”要求的不只是我们与内地同胞开放，也是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关键的增值作用，补充企业及商家在知识面、司法制度、行政服务的不足，从而促进内地企业及个人“併船出海”，在海外打造由华人与当地人有机合作的商业基地。“外通”则更需要港澳特区担任国家整体“走出去”潮流的先锋和弄潮儿，积极地与海外各国展开合作——尤其是特区本身具备长年紧密联系的优势，能够协助建立更深的相互认识，同时也需有效地吸引世界各地顶尖人才，以港澳为基地去贡献大湾区以至于全国的建设。

　　从中可见，港澳从政、行政、议政者须充分珍惜及把握两个特区与内地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思绪层面上“必要的张力”（陈端洪教授用词）。箇中所指的不限于港澳地区长年实行让市场发挥关键作用的资本主义，与内地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区别，也包括港澳地区与世界资讯、资金、人员相对于内地更为流通、港澳地区具备法定双语特性等的重点区别。2022年，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曾两次提及“普通法制度”，这具体反映了香港有必要在普通法方面加深钻研及与国际接轨，更积极地提升我们在普通法国家与地区的声誉及法律联系。

　　当然，若要有效弘扬核心价值、同时维持社会和谐共处、百花齐放特色的话，我们绝不能“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有目的和战略性地开放。开放绝不能把基本安全置于险地。比方说，港澳的战略性基建与产业绝不能落入外国别有用心的资金手中。我们在引进外来资金时，也要提高相应的透明性与资料披露的要求，从而保障港澳同胞的广泛福祉。而社会基本安稳与开放两者之间并无根本冲突。我们固然不能把一切风险消除，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也得进行适度的风险管理。确立基本底线以后，推动开放方能更全面、更自在。

　　综上所述，在稳守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发展与开放乃“一国两制”新阶段的重中之重。面对地缘政治动荡，旧有发展模式动能不足而缺乏多元化、新发展模式仍处在酝酿的过程中，再加上保护主义、形式主义、政治渲染主义严重，以及社会上还有些人对于中央对港澳的期望依然存有认知偏差，如此种种皆不容我们轻描淡写地忽略。唯有坚守发展与开放两大方针，港澳方能再创辉煌，即使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形势，也能采取主动，捍卫港人澳人利益，也为国分忧。港澳地区高度自治权与中央全面管治权之间并不存有对立，而是通过时刻的辩证与平衡，从而达至全面而有效的统一。

　　二、高质量发展需要敢于破局、勇于尝试的改革精神

　　让数亿人民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以及中国在不同的多边组织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全球南北方之间的桥梁，从而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这个过程当中的核心动能离不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过去五年走来，中央对港澳发展的指导与敦促，皆出现了关键性的转变。面对内外困难，港澳没有不变的余地，也没有不推动制度性改革的空间。政制演变的轨迹中，每一个阶段皆有偶然及必然的部分。偶然的是演变成为危机与沸点的“灰犀牛”及“黑天鹅”。必然的则是体制对其的回应。改革为偶然与必然互动下的产物，也是一个时期进行的动态过程，并无休止符。然而，改革方向乃取决于初心——在港澳层面这便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改革不能把“一国”基础动摇，也不能让“两制”轮廓模糊化、区别变得浑浊。

　　那我们应当如何燃起改革精神，既不向作茧自缚的守旧者让步、也不随波逐流地向民粹主义低头，从而创出经济新气象？

　　一，须积极深化“两制”的优势发展。广纳意见，兼听则明，让对现况有所误解或质疑，甚至理性批判者能看到体制容纳他们声音的胸襟与决心，从而实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下的民心回归，凝聚社会最大公约数。从政者无需凡事皆要中央提醒，应广泛与各界商讨与协调，在参考国家整体政策后制定反映改革决心的“十年发展愿景”，从而向中央及港澳市民展示出应有的魄力。无论是普通法还是欧陆法，港澳两个特区皆是中国土壤上最能与国际社会在司法层面接轨的先试区。行政立法机关皆需要尊重司法机关的程序公义，并积极从海外招聘更多尖端司法人才，鼓励司法机关人才多到外地交流及解说实况，反驳失实指控。廉政公署是港澳班子清廉的压舱之宝，须更鲜明赋权，肃清藏污纳垢者。地区治理平台应该是为一般民众提供去政治化且具备合适门槛的公民参与的机遇，从而鼓励更多有心有力的政治素人青年人投身服务民众的事业中。

　　二，港澳须寻觅新经济增长引擎。此过程需要我们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全方位规划与广泛协商、在微观操作层面上保存灵活弹性，充分“留白”民间与商界领袖去进行想像及规划。港澳制度独特性的根基，在于其由下至上的有机政策制定程序、对民营企业在不少商业领域当家作主的鼓励，以及对资本市场逻辑的尊重与信任。

　　更具体来说，香港可考虑以高等教育为核心基础、大规模引入世界顶尖师资、海内外一流院校到香港设置分校，以吸引不只内地，也能包括欧英美、亚非拉、日韩等地的尖子来港就读高等学府。修毕本科、硕士或博士而具上进心的人才，我们应当留住他们在港发展，积极推动香港在发展产业链上游调研、拓展中游专业服务增值、实现整体管理产业程序数码化及监管科技去中心化等方面的崭新发展。唯有完善的事业晋升阶梯，方能吸纳具雄心壮志者到港落地生根。

　　同时，香港也要积极研究如何利用金融工具与创新为本地基建、大湾区高端科技产业发展提供底气，从而让金融此涌泉孕育出我们在航运及贸易方面的战略性突破。正如有建议认为，香港可考虑降低优质内地国际企业在港上市门槛、强化内地和香港监管协调，以香港作为金融监管先行先试地，去除不必要的架床叠屋，也要同时确保监管架构与时并进，能堵塞过大的系统性风险。长远而言，香港应把自身设定为亚太地区各国（尤其是东盟与中亚）企业第一及第二上市的首选之地，也要探索以离岸人民币作为各地政府发债及融资工具，以金融渠道连接内地与世界。正如正在积极探究博彩业以外经济支柱的澳门，香港应当更精准地推动经济适当多元发展，在地提升教育制度对国际外向视野及与科技共存共处能力的栽培。

　　三、高水平开放需要港澳海纳百川、以世界的语言说好中国故事

　　未来二十年，香港应朝着一千万人口的目标出发、优化从世界各地吸纳人力资源、金融资本、新兴构思与概念的程序。然而究竟外国资金、人才、创新发展者，为何要来香港而非纽约或伦敦、上海或新加坡发展？对旅游观光感兴趣的，为何他们要来港澳，而非内地诸多的美丽城市？

　　事实上，港澳对国际社会的独特魅力，在于我们接纳来自于五湖四海人才的胸襟及空间。促进高水平开放，须海纳百川，确保社会主流中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比方说，司法制度上，除了要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地区）进一步接轨，也可有秩序及知性地把国际规范、体系、法律推荐到内地，同时把中国对新兴科技的治理思想以国际话语及格式输出，糅合东西南北各方所长，推动中国与世界在知识产权法、人工智能法、科技监管法等层面的衔接。国家具制度自信，而港澳在这方面应有足够的创新自信，去推陈出新、青出于蓝。

　　一，要深度对接国家战略，需要港澳反思自身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何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相对于内地，港澳的舆论空间更为开阔、数据更为开放、与英语葡语世界的文化及人文联系更为丰富、也更容易吸纳对中国存有不足认知的外国友人到访。港澳因此能作为“出海”的先头部队，善用港商澳商在海外经商的网络与知识，充当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企业的桥梁，为内地企业引领路径、搭桥铺路。

　　港澳也能在民间外交上起到指标性作用，让对中国缺乏认识、信任及接触的朋友与内地体制内外声音交流，以“二轨对话”破除国与国之间所树立的高墙堤坝，方能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固然港澳地区须提升当地从政者、商界及民间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巩固与东盟、东欧、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基础；而国家也需要澳门与葡语世界加深就着旅游、娱乐、教育、历史保育的协作互动。同时，作为游走于“全球北方”中的和平“使者”，香港必须维持与西方国家、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关系热度——正因如此，香港更要向这些国家民间中对中国抱有兴趣者招手，对质疑声音作出直接坦率的回应，对无知者伸出橄榄枝，积极深化与他们的接触交流，绝不能把大门关上。

　　二，港澳地区应善用与国际社会的现有来往，弘扬港澳内在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建构出文化战略，提升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从而道出一个立体而动人的中国故事，把“一国两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与国际友人分享。港澳居民当中很多少数族裔居民（包括印度裔、葡萄牙裔、犹太裔、日韩裔等）生于斯，长于斯，对港澳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也是正宗的香港人、澳门人。对外，他们能成为特区最佳的“国际使者”，与海内外的族裔侨民建立联系，并以真挚而地道话语，而非过多修饰的套话，说出他们心目中的“港澳故事”。对内，我们应当把港澳本土文化、岭南广东文化保育，善用特区的独有开放性，推动中外文化融合。在香港，《杜兰朵》也可跟《帝女花》结合、昆曲与芭蕾舞也可糅合，作为艺术创新的典范。在澳门，经在地化后，传统葡萄牙菜演变成具印度和马来西亚半岛及华人文化特色的澳门土生葡菜。政府应当鼓励及资助破格创新的中心文化互动、实验与交流，从而反映出中国独有的多声音、多样性、内在多元特征。

　　四、“一国两制”的未来乃由实事求是者所谱写

　　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清晰强调，“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没有时限，而是港澳特区长远走下去的核心奠基石，须有力维护。只要我们大家稳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间鲜明而有机的区别，坚拒内捲的形式主义、一成不变的官僚主义、停滞不前的本位主义，抓紧发展机遇与把握开放空间，相信香港、澳门未来必然能再创辉煌！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