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祖国25年，其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顺畅运行与广泛认同，不仅得益于社会共识，更深植于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土壤。这片土地虽曾历经葡萄牙行政管理，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从未中断，反而在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守护家国安全的强大精神堡垒。这种文化根基，通过历史认同的延续、学术研究的支撑以及法治传统的扬弃创新，构建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价值的国家认同框架。

　　在漫长的岁月里，澳门华人社群始终是这片土地的主体，即使在“殖民时期”，依然通过坚韧的民间实践，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主体性。妈阁庙作为象征，其正殿楹联“德周化宇”与“泽润生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航海保护神信仰。它将中国南方传统信俗中对妈祖庇佑的祈求，昇华为对国泰民安、泽被苍生的宏大祈愿，深刻隐喻着“个体─家族─国家”紧密相连的伦理秩序和家国情怀。

　　这种主体性的维系，更体现在华人社会的主动构建上。早在19世纪，澳门华人精英便通过创办镜湖医院、同善堂等慈善组织，以“守望相助”的儒家伦理为纽带，强化社群内部的凝聚力。这些组织不仅是提供医疗救济的场所，更是华人社会在“殖民统治”下，确立自身文化身份、构筑抵御文化同化精神堡垒的实践中心，无声地宣告中华文化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其意义远超建筑保护。在申报过程中，国家文物局与特区政府精心构建的叙事尤为关键：并非仅仅展示葡式风情，而是将妈阁庙、郑家大屋等中式建筑、空间，与议事亭前地、玫瑰堂等葡式建筑以及带有其他族群印记的场所并置。这种景观的精心编排，向世界有力宣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文化主权不可分割”的双重叙事，从文化维度夯实了国家认同的历史根基。

　　澳门学界自觉承担起梳理本地文化与国家命运内在关联的重任，其核心成果便是“澳门学”的学科建构与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我们启动“澳门丛书”等大型出版工程以来，《澳门史新编》《澳门编年史》《澳门百科全书》著作不断涌现，彻底突破了过往的殖民史观，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重新定位澳门：既非简单的“欧洲文明东渐前哨”，亦非“中华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多元文明对话平台”。

　　这种学术话语的深刻转向和牢牢把握，有力消解了殖民史学中潜藏的“澳门例外论”风险，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揭示出澳门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整体命运紧密相连，其独特性恰恰是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特质的体现。

　　对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深入研究，是澳门学术支撑国家认同的生动例证。通过系统整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手稿及香山郑氏家族档案，深入挖掘这位与澳门渊源深厚的先贤思想，其“商战救国”、“变革图强”等深刻主张正源于他对澳门的观察与思考。他被定位为“爱国爱澳传统的早期思想资源”。通过这种扎实的学术工作，澳门本地历史人物和思想被有机纳入宏大的国家叙事体系，地方史成为国史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增强了澳门居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澳门的法治历程复杂而独特。葡萄牙“殖民统治”虽具压迫性，但其引入的大陆法系传统，客观上在澳门社会培育了对程序正义的尊重和一定的法治意识。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并未全盘否定这一历史遗产，而是采取了“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这种扬弃与创新的精神，在国家安全立法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及后续修订过程中，立法者充分吸收了现代法治的精髓，如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比例原则”。2023年的修订，在完善刑罚和刑事诉讼规定的同时，审慎引入了必要的预防性措施。这种立法技术，既有效增强了法律的威慑力，保障了国家安全，又最大程度避免了因法律条文过度宽泛或解释随意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疑虑和对市民权利的不当干预，体现了对法治传统中合理成分的尊重与现代国家安全需求的精准对接。

　　这种“批判性继承”同样浸润于法律教育之中。澳门的高等法律教育，不仅教授现行法律，更注重法治精神的传承。课程设计中融入法制史单元，并设置比较法专题研讨，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法系的传统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这种“古今对话”、“中西比较”的教学模式，旨在使法治认同超越单纯遵守规则的工具理性层面，上升为对法治作为文明传承核心价值的自觉认同和守护。理解法律背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使学生更能领悟维护包含国家安全法治在内的现行法治体系，是守护自身文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回归25年的辉煌成就昭示，国家安全治理的深层效能，不仅系于法律条文与社会结构，更深深植根于文化的韧性之中。这份韧性，是妈阁庙楹联承载的“德泽生民”家国情怀的现代表达，是“澳门学”研究重构的中华主体性认同，也是法治传统在批判扬弃中与现代价值的完美兼容。它使得维护国家安全在澳门成为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而非外在的“政治强制”。

　　正是这种历经四百馀年中西文明碰撞交融而愈发坚韧的文化根脉，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也为国家安全构筑了无形却最为坚固的防线。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