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烈显伦近日接受电视节目《清心直说》访问时，批评法庭将个人权利凌驾社会利益，指香港司法机关文化过去二十多年来完全是误入歧途，判决不是对準真正重点，而是着眼於律师的论点，司法机关文化应该进行改革，并从最高层开始，令其重新恢复普通法的精神，并指法官有份助长去年抗议事件。作为深谙司法机关内情、在香港司法界德高望重的前常任法官，烈显伦敢於直言，直指要害，所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就在昨日，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中“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黎智英，竟然获批准保释！众所周知，过去半年来香港出现大量“弃保潜逃”的个案，都是源於法庭的“纵容”；而黎智英涉嫌多项罪名，被指存在明显的潜逃风险，主审法官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令人诧异！根据《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35条，律政司据理力争，继续上诉要求在等候上诉期间先继续还押被告；然而，法官拒绝律政司申请，多案缠身的黎智英竟然即时获准保释。

　　法官岂能被律师牵着鼻子走？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义的最后堡垒，若法院作出的裁决有失公允，则法治精神蕩然无存，社会将陷於混乱。种种现象表明，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烈显伦指出，香港司法机关的判决不是对準真正重点，而是着眼於律师的论点，他又指出“其中许多论点相当可笑，但法官觉得有责任要考虑那些论点并为没有充分考虑而道歉，其实他们的专业责任是审理双方自己呈交的材料，而不是所谓的律师论点，那不是法院的职能。法院不是做考官，给考卷评分。”

　　事实正如烈显伦所言，某些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摆错了“姿势”，不是将自己置於居中的位置，理性倾听控辩双方的意见，而是把身子侧向了辩护席，过於看重被告及代理律师的各种奇谈怪论。

　　在去年“修例风波”中，被检控的暴力违法人士个个都将自己包装成“人权卫士”“民主鬥士”，大呼自己“爱香港”“为了香港的未来”。一些法官竟然被这些人“满腔热血”感动，甘愿充当政治立场的“裁判官”，只要辩护词写得煽情、有文采，就会受到法官的青睐；於是，不该轻判的最终轻判，不该保释的最终保释。甚至有法官当庭讚誉暴力犯罪的被告“爱惜香港”，“优秀嘅细路”，是“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令人瞠目结舌！而被轻判的被告，对法律毫无敬畏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毫无悔意；获准保释的嫌犯，更有不少人弃保潜逃。试问：这难道不是打了主审法官的脸吗？

　　基本法赋予香港“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判案不受任何干涉，这是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尊重，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也源於此；但某些法官不珍惜这些，甘愿被律师牵着鼻子走，如此“放低身段”，并非“开明”的表现，实属对法治精神的不尊，对法律的不忠，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司法机关的这种文化确实十分荒谬！

　　再以黎智英昨日获保释为例，黎智英的律师称，愿意留在寓所，不使用社交媒体，不做相关评论，并以电子仪器监控其动向，主审法官竟然批准了黎智英的保释请求。但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总舵主”，他和外国势力过从甚密，俗话说“狡兔三窟”，谁能知晓黎智英还有什麼秘密通道？谁能保证黎智英不会弃保潜逃？对这样一个多案在身的人，怎能轻易相信代理律师的承诺？

　　法院岂能避重就轻？

　　烈显伦指出，终审法院曾严厉批评香港法院的作风，“第一是强调案件不需繁複分析，因案件着眼於法例裏的几个字眼；第二是律师引用专家的意见法庭而又受理，导致他所谓的艰涩争论；第三是法例本身的立法历史根本无关宏旨；第四是法庭依赖所谓的专家是误导；第五是用标籤转移了注意力，忽略了被告的想法，那才是要分析的重点。”

　　烈显伦所指以上五点，可谓句句在理，字字戳心。平心而论，“修例风波”期间的暴力违法案件，案情十分简单，其中并非暗藏着“三十六计”。暴力就是暴力，违法就是违法，就连普通市民都看的清清楚楚，但到了法庭上，法官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律师列举的“专家意见”上，作出的判词艰涩难懂；当公众质疑有嫌犯被轻判时，某些司法人员又高高在上，嘲笑市民不懂法律。而一些被告一旦贴上“学生”“年轻人”“爱香港”的标籤，似乎就拥有了“免罪金牌”，法官对这类被告总是轻轻放过。

　　任何法官审理案件，都必须以法例裏的几个字眼作为依据，岂能以“法例本身的立法历史”、被告身上的“标籤”、专家的艰涩解读作为主要依据判案？如此避重就轻、捨本求末，是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不足？还是有意所为？相信这类案例积少成多、积非成是，公众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滥用基本法岂能容忍？

　　烈显伦表示，他对事不对人，所针对的是三方面：“第一，律师滥用基本法而法庭又容忍；第二，滥用公法程序，尤其是反覆行政区定的程序；第三，许多法庭判决失了焦点。”

　　世界上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这些权力并非没有边界。“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不受干涉，司法人员判案不受法律追究。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必须明白：必须依法判案，不能僭越权力，不能违反公法程序。

　　以往，香港出现过司法人员僭越中央权力的情形，在审理“修例风波”期间的案件中，又出现法庭容忍律师滥用基本法的情形。比如，有律师认为，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遊行、集会、示威的权利，却闭口不谈被告参与的是“未经批准的遊行集会”，或在遊行集会中有暴力行为；有主审法官竟然容忍其断章取义、曲意解读。又比如，有律师称被告的言行并未违反基本法，但被告宣示的政治口号明显煽动分裂国家。如此事例，屡屡出现。

　　如何理解基本法？某些法官表现得非常迟钝，经常掉入某些律师设置的“逻辑陷阱”，提不出有力的反驳观点。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制地位，堂堂法官难道可以对基本法一知半解吗？难道可以任凭律师滥用基本法而束手无策吗？

　　烈显伦的批评，如同重槌击鼓，司法机关应该警醒了！司法改革是时候了！

　　（本文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

　　註：《大公报》独家发表，如有转载，请註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