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蔡荣基以素色孔雀替代传统帛事花牌所用“福鼠”。（中）日前，蔡荣基为九龙殡仪馆打造盂兰节花牌。（右）黄大仙啬色园使用的花牌，是蔡荣基以三千朵丝花代替锑花作装饰的花牌。

　　“我希望可借助我的手传递父亲的花牌紮作技艺。”香港花牌师傅蔡荣基从接过父亲衣钵，在香港从事花牌制作已近三十年，他以创新思维制作红白二事、公司开张等所用花牌，一改帛事花牌的阴沉气氛，使其以一种更为优雅的状态展示人前。明天是中元节，往年每到此时，蔡荣基都会收到大量的盂兰节花牌订单，如今受疫情影响，景况却称得上是门可罗雀。即便如此，他仍希望能认真传承花牌技艺，一为圆父亲心愿，一为更多人都能了解本地花牌文化。\大公报记者 刘 毅

　　蔡荣基暂时还没有接到八月份的花牌订单，有一些也都尚处商谈环节，“疫情前的每年这个时候，盂兰节花牌订单、大坑舞火龙所用到的花牌订单、中秋文化活动主题花牌……都会纷至沓来，如今只得一个冷冷清清，与往年相比可谓天渊之别。有关盂兰节的花牌订单，暂时只有九龙殡仪馆在七月订购。”蔡荣基无奈道。

　　经营状态有如“吊盐水”

　　受到疫情影响，社区举办盂兰胜会的热情大不如前，也令到花牌这件十分依赖大型活动的民间传统技艺，出现生存窘况。以蔡荣基打理的花牌公司为例，大型红事订单取消高达九成九，却多了不少帛事花牌订单，“现在的经营状态好似‘吊盐水’，疫情以来两年多，营业额暴跌七成：疫情前的帛事花牌占比三成，现在帛事花牌订单却要占到营业额的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现时经营主要依靠搭建围村丧棚及帛事花牌。”

　　专访当日，蔡荣基指着办公室外的一排花牌制作用料表示：“原本我们有一间大仓库用于存放，但疫情之下，不少活动都要取消，我们收到的花牌订单更是寥寥，四月之前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只得无奈取消租用仓库。”

　　疫情连绵多日，他遇到形形色色的花牌订购客，“有的客户订购帛事花牌，觉得毋须太过讲究，叹一句斯人已逝，原则是不花费太多即可；亦有客户强调贵在一个简简单单。但我觉得丧礼是一个人活在世间的最后一件事，婚礼与丧礼都是‘礼’，理应重视。丧礼上的帛事花牌，体面讲究，不仅仅是做给他人看，更是为了内心安稳。”

　　蔡荣基回忆当年为父亲搭建灵堂、制作帛事花牌的场景：“有些事，做了，也是宽慰自己。”父亲葬礼所用帛事花牌，是他亲手制作，为此，他选用了当时极少人会用到的棉花字，“我想告诉父亲，我也能够做这些工序复杂、需时颇长的棉花字。我从内地偏远地区订购棉花，先用白胶浆在网孔布或咭纸上书写文字，之后将棉花均匀铺在沾满白胶浆的字体上。过程中，真是百感交集，但想到是为父亲而作，就觉得值得。”

　　亲手为父亲搭建花牌

　　由于这段孝子经历，他也更能理解需要举办白事家人的心理，希望能做好每一个细节。“我会多了同理心和代入感，逝去的人，永远毋须再承受人间苦痛，但他生而为人的一生，也总有美好时刻。所以我在制作帛事花牌时，不愿只是让人们感受到丧礼的碜人，而是通过白色以外的颜色，甚至是红色，甚至还加上闪闪亮的LED灯，表现他生前的璀璨。”

　　再者，以往围村人丧礼所用帛事花牌上都会有一种状若蝙蝠的“福鼠”，蔡荣基以前也会这样做，但现在认为“福鼠”外表不够优雅，遂想到以素色孔雀作为替代，“帛事花牌下，走过的既有亲人，亦有路过的行人，倘若做得太过阴沉，难免会吓到人。开屏的孔雀是花牌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就将其改良，打造素色孔雀，予人祥和、优雅。从而引发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生与死。”蔡荣基说。

　　于他而言，“父亲虽已不在，但如果是在一间物业和一间花牌公司之间做选择，我宁愿他留给我的是后者。因为能够在制作花牌的过程中，收获满足感及传承的使命感，这是最令人开心的事。”

　　为花牌注入新工艺

　　父亲授其花牌紮作技艺，耳濡目染下，蔡荣基儿时便时常接触与花牌有关的事务。中三毕业后，他跟随父亲脚步，于花牌业中打拼至今，随后又从父亲手中接过花牌公司。“父亲时刻提醒我，做事要勤奋专注，手头上的工作要认真处理。当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他就提醒我，凡事要懂得变通，不要钻牛角尖，尝试用不同方式和材料解决问题。他经常言传身教，譬如教我如何用柴刀破竹，运用柴刀时手腕如何用力等。”

　　今时今日，蔡荣基依然按照父亲的教导，制作花牌。也正是因为父亲强调的变通之法，令他时常能在花牌的“颜色”“技法”“形态”等方面，注入创新，取得不错的效果。

　　而今，香港疫情未清，一些大型活动也尚未恢复，蔡荣基苦笑加自嘲：“有时候也会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可能之后就会做不下去。但一转念，想到疫情终会过去，能做的只有坚持。”

　　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