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及文化》由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聪所著/资料图片

　　就现代人而言，旅行和出差是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旅行更多是为了享乐，到访的除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还有到市中心观光、逛商场和享用美食。而这些活动其实在古代人的生活中一点也不新鲜了。反而古人之旅行于我们拓展、丰富生活，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此时我们大概需要这样一本书，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聪所着《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及文化》，这本书脱胎于她早前的博士论文，从士人旅行的角度切入宋史研究，把旅行置于研究中心，从中反映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等状况。作者还带着一个鲜明的问题，即对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是什么力量从事社会文化的整合、形成了整体的凝聚力？

　　宋代士人旅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学或应考，此外也出于职务调动，换言之，旅行在宋代缘于职业和学问的追求，与今人形成较大差异，用出差一词来概括也不甚准确，因为出差往往是被动且短暂的任务，旅行则是宋代文人生活极重要的一环，张聪的研究还说明，丰富的旅行活动其实是一种政治、社会、文化资源，进而也是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非仅仅代表了财富和空闲时间。

　　宋代并非只有士人才有机会踏入旅程，当时的交通、经济水平等条件都能够满足旅行的需求。美国汉学家马伯良就认为宋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流动的时代”。商人、雇工、道士僧侣和信徒等同样出现在各地的旅途中。只是相对以往的朝代，宋代知识分子的流动性格外鲜明。科举制度渐次弱化了贵族势力，全国范围的士人阶层崛起是其主要原因。他们需要到县学、州学、太学等不同级别的学校就读，抑或是到名师所在的书院求学，故而在家乡与学校之间反覆往来。他们还需要参加州的解试、省试和殿试，尽管岗位并没有大幅增长，但应试考生却越来越多，自然使得流动性分外明显。此外，官员的职务调动也增强了这一流动性，只不过考生们都往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他们则是被分配到全国各地。

　　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其中中央到地方各级数千名官员都是由朝廷统一任命的。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在家乡任职，且为了升迁，必须先在低级别的地方官府任职，张聪以王安石为案例，指出他经历了如今四个省份的七个地方任职，然后才获得了仕途的成功。当然，影响最重大的就是三年任期制度，且不少官员任期未满就调任了，张聪考察了后者反而属于大多数地方官的常规情况，苏轼有二十八年时间在十二个州任职。另外地方官自然还需要出差以及回京述职，在京官员则不时发生替换和派系冲突，这些都增加了差旅的机会。

　　过往在不少古装电视剧中时常出现水路船只，古代船行存在安全风险，技术也不够发达。这本书的作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极好地改变了我们的印象，并且足以说明宋代船运的通行与发达程度：宋代最大的航运客船可以承重约五百人，中型客船是二百至三百人，而较小的船只至少也能承受百人。当时造船业之发达是超出我们想像的。另一负面数据也能从侧面反映当时水路交通的频密程度：宋徽宗曾有一道诏书指出，过去三年镇江附近有五百多艘船失事，而人命十倍其数。此诏书亦可见越是小型船只越容易出现事故，大型船只反而小心翼翼，陆游在他的旅行笔记里就记载，因为水流太猛大船不得不由岸上的人牵拉行驶。而在陆路官道也有一些趣事发生，除了交通标识，当时人们已开始注重道路美化和行道树的种植，官府种树为行人遮荫，这些树木也回过头来提供大量木材。道路的建设与管理水平是直接与地方官府行政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政府对官员差旅的实际支持。即便是低级官员上路一般也是前呼后拥，各个衙门会为他们提供随从，有的负责安排行程做好“攻略”，有的负责文书，此外还有生活琐事上的服务。不妨再看一组数据亦能解释人力的来源，范成大的随从有六名出自通引客司，两名来自书表司，十五名来自茶酒司。必不可少的自然还有负责搬运、传信和保卫工作的军士，根据不同品级，会派五名至三百多名不等。除此以外，政府还会提供船只、车马轿等交通工具及其接应与更换，也会安排住宿，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只对官员和应试举子开放的官营客栈，客栈“留言墙”甚至成为不同时空文人彼此交流的平台。当然，他们也可自行选择在私营客栈、私人住宅甚至寺庙里留宿。张聪指出，很难找到有哪个宋代名人没有僧侣朋友，在寺庙留宿是其个人、学术、宗教关系网络的重要环节。而不能忽视的政府支持还有“别试”：亲属随官员迁徙，子女获准不在原籍参加考试，而是参加专为同类人士设立的别试，相对来说名额多、竞争少，极具吸引力。

　　读者可能会怀疑，考生要应考，官员须赴任，如此怎能算得上旅行？其实，一方面他们的旅途用时远比路程需要长得多，另一方面沿途的社会文化活动以及风景名胜，也教士人们流连。让我们以大诗人陆游为例，他从家乡去金陵不过八百里远，几天就能抵达，而陆游实际花费了四十二天，后来又有半个多月用于游览金陵名胜。大量的案例导致朝廷最终不得不出台政策规定两三个月内必须到任。

　　其实张聪教授这本书还有不少细节值得关注，如当时用于政绩统计的官员成绩单，知识分子从男子气概向文人书生转型，又如妇女在城中骑马、苏轼出行所携书籍等等。至于旅行士人如何与地方精英互动，如何介入地方文化的形塑，更是这本书值得我们找来详细品读、思考旅行意义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