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月二十一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购物商圈国王大道显冷清  路透社

　　我站在窗前俯视楼下的街道，像个囚犯。不知是因为周末，还是人们对病毒的泛滥终于有了恐惧，楼下停靠的私家车明显比平日多了。但仍然不间断地有车辆往来，人们依然三五成群地外出，家长带着小朋友骑单车，还有遛狗的，推婴儿车的……这是上个周末的情境，这本来温馨熟悉的画面，如今却像恐怖电影一般让人不安。

　　我搬到斯德哥尔摩两个月了。消息早就说政府已在讨论，一些流行病专家和数学家也不断督促，应该把整个斯德哥尔摩地区隔离起来。不过最终证明这些都是传言，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星期天晚上，瑞典首相勒文在电视上向国民发表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讲。为阻止病毒传播，他呼吁全社会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可能被打断的正常生活做出牺牲。

　　两个月前，我们为在香港和内地的亲友担惊受怕，听他们诉说从大年三十起就困于家中的无奈。没想到，两个月后剧情发生了大反转，欧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我们被迫留在家中，避免与人接触，工作与生活完全混在了一起。一些当地科技大公司一周前已让员工在家工作，但市中心的通勤者周一则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由于需求量减少，巴士公司缩减了车次，让繁忙路线的巴士中人满为患。在法国、德国、瑞士等相继出台严厉隔离措施后，连之前提出“群体免疫论”的英国都关闭了酒吧、商店、餐馆，瑞典的生活就显得“自由”得多了。

　　而这样的“自由”也暗藏着社会的不安和焦虑，每天从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来的确诊和死亡数据，都让斯德哥尔摩的医护备感压力。他们用“风暴”来形容疫情的严峻，尽管军队在斯德哥尔摩南部搭建起了小规模的战地医院，但重症患者的数量仍保持高速增长。

　　我每天阅读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不禁为政府的危机管理方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亚洲人看来，政府至今仍然不关闭幼稚园，也不呼吁民众外出戴上口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事实上，医疗装备的严重短缺，连前线的医护人员都供应不足，如何还能呼吁民众戴口罩呢？何况，在西方文化中，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普通人戴口罩外出会被视为非常奇怪的举动。但我们刚到这里不久，连各种繁琐的身份证件都没有办全，像网购食物这样的便利就享受不到了。也许是因为初来乍到无所忌惮吧，我还是戴着口罩去了超市，但当我发现自己吓到一群小朋友时，又感到非常尴尬，无地自容。是我太自私了吗？我问自己。但另一方面又委屈地认为，理性地看，我也是在保护他们呀。

　　不，他们的想法可不一样。“尽管困于家中，但我们仍然不应忘了自由。”在疫情中最受威胁的老人家说。星期天的下午，摘掉口罩，我感觉自己像是冒着生命危险到楼下扔垃圾，那时我碰到了一对外出散步的老夫妻，他们是来看鸟的。三月下旬天气逐渐回暖，挂在树枝上的小木屋里，不时传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我在离他们两米远的地方驻足，我们都没有说话，安静的空气和阳光里，只看到小鸟那绚丽的羽毛，伴随着清脆的啼声。那是生命，尽管脆弱，它多美好啊。我轻轻地走开了，生怕会惊扰了这份宁静。他们会平安的吧，我唯有在心底祝祷。

　　居家的日子里，我更多地待在客厅。给窗台上的植物浇水成为首要任务，即便留在室内，也想守住那份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向往。工作、阅读，躺在沙发上睡午觉，在北纬五十九度的高度上，每天准时出现的阳光从同一角度毫无保留地倾泻进屋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带。我意识到，在这个古老的北方之国，我们对生死、未知的态度，正如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一样，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我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就连权威专家也说不出具体期限。但我知道，人们已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长者，让更多的人在这场与病毒的“战争”中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