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分析指，降準、MLF和OMO利率下调、结构性存款强监管均有利於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但总体力度仍不够\中新社

　　新冠疫情衝击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压力加大，间接也需要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近期关於存款基準利率调降的讨论升温，本文主要对存款基準利率下调的可能性及幅度进行探讨。

　　一、讨论存款基準利率下调的背景

　　2019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国常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明确提到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2019年8月LPR（贷款基础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降成本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贷款利率下行幅度仍偏小。2019年，1年期LPR报价累计下行16基点，5年期LPR报价下行5基点。LPR报价的下调促进了新增贷款利率的下行，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12月新发放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4%，较9月下行了22基点，较2018年同期下行了17基点。但由於LPR只针对新增贷款，而新增贷款在总贷款中的佔比较低，全部贷款利率的下行幅度较为有限。

　　2018年以来，以3年期AAA中票为代表的信用债收益率跟随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最大下行幅度达175基点，而新增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最大下行幅度仅45基点，显示货币政策传导仍然不畅。这一方面与融资市场割裂有关，很多融资主体并不能顺畅地由信贷融资转向债市融资，另一方面也与银行负债成本相对刚性有关。

　　1月份以来，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对於“弱复甦”进程中的宏观经济造成较大衝击。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压力加大，间接也需要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来实现宽信用。但贷款利率的下行需要压缩银行息差，银行动力不足，压缩空间有限。通过降低存款利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成为备选。

　　二、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更为有效

　　从商业银行的负债端构成来看，近年来企业和居民存款佔比有所下降，但仍是负债的最主要来源。截至最新，企业和居民存款、同业负债、债券发行、对中央银行负债在银行总负债中的佔比分别为62%、10.6%、9.5%和3.8%。发行债券、同业负债、对中央银行负债的在总负债中的佔比在24%左右，降準、MLF（中期借贷便利）和OMO（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下调均会引导银行这三种负债成本的下行。2018年货币政策进入宽鬆周期以来，央行共进行了八次降準和两次降息，10年期国债、DR（银行间回购利率）、SHIBOR（银行间拆借利率）等市场利率均出现了大幅下行，但商业银行存款成本率出现了一定的上行，导致银行计息负债成本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趋势。

　　商业银行存款成本率居高不下原因有三：

　　首先，在存款脱媒和表外融资收缩背景下，信用创造主要依靠表内，贷款增速持续高於存款增速，银行对存款的争夺推高存款成本。近年大量存款转而投向货币基金、互联网理财等产品，以获取更高的收益，使得商业银行的存款出现“脱媒”，一般存款向同业存款转化，加剧了银行对一般存款的争夺。但同时，金融去槓杆导致非标等表外融资渠道受限，表内贷款继续成为我国信用扩张的主要渠道，2019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新增人民币贷款佔到了66%。

　　而2013年12月以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持续高於存款余额增速，截至2020年2月末，贷、存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2.1%和8.1%，缺口达4个百分点。在贷款增速持续高於存款增速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对存款的需求，从而推高了存款成本。

　　其次，监管指标强化了银行对一般存款的争夺。无论是早期的存贷比指标，还是后来陆续增加的各种流动性指标，都凸显了存款的重要性，为了满足这些指标，银行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去争夺存款份额，进而加剧存款市场的竞争。2018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新引入了淨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三个量化指标，新规的本意是限制银行的借短贷长和同业扩张，但无形中加剧了银行存款争夺的问题。比如，流动性匹配率指标给予一般存款和1年期以上同业存款较高的权重，加剧了银行对该两类存款的争夺，间接推高银行整体负债成本。

　　再次，资管新规以后，现金管理类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成为高息揽存的方式。在存款基準利率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约束之下（大、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一般为基準利率上浮30%和40%），银行无法大幅抬高存款利率，但可以通过保本理财和结构性存款等方式变相高息揽存。资管新规以后，保本理财逐步清理，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成为银行理财产品转型的重要方向，而非保本理财利率下行较慢，规模保持稳定，这也导致银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来吸收存款。

　　2017年以来，结构性存款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中小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同比增速甚至超过了50%，截至2020年1月末，全市场结构性存款规模达到10.79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但结构性存款最大的问题是“假结构”，实质就是高息揽存。

　　降準、MLF和OMO利率下调、结构性存款强监管均有利於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但总体力度仍然不够。降準可以为银行提供流动性，降低存款争夺的压力，并给信贷扩张创造条件，同时派生存款。2018年以来，央行已经进行了八次降準（包括定向降準），在不考虑存款派生效应，降準对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2019年以来的五次降準合计大约能够节约银行资金成本635亿元，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仅3基点左右。MLF和OMO利率下调虽然可以直接降低负债端成本，但对中央银行负债在银行总负债中的佔比仅3.8%左右，直接影响较小；当然，MLF和OMO利率下调也会引导SHIBOR、同业存单利率和商业银行金融债收益率下行，并间接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但由於MLF和OMO利率下调只会影响到增量负债，作用相对有限。

　　2019年10月发布的《关於进一步规範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强调纳入存款管理和衍生品真实交易，明确禁止“假结构”问题。2020年3月，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於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强调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範围，并将存款类金融机构执行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和自律要求情况纳入MPA考核，将在较大程度上遏制银行通过发行结构性存款高息揽存的行为，缓解对存款成本的压力，但结构性存款的问题也在於其在银行负债中的佔比也不大（不到6%）。

　　存款基準利率下调在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方面更直接、更有效。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中国利率管制已经基本取消，利率市场化迈出关键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存款基準利率未再调整。

　　但央行继续公布存款基準利率，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提供参考，并通过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存款利率上限构成一定强约束。由於存款在商业银行负债端的佔比在62%，所以存款利率的调整对於银行负债端成本的影响明显大於MLF、OMO等政策利率。如果存款基準利率下调，再加上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约束，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下行空间将较大。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