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

　　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大萧条的威胁，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部分美欧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甩锅中国。特朗普把香港作为中美贸易战的棋子，以港区国安法为由宣布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一系列特殊待遇，包括美国与香港协议、引渡条约、军民两用产品的技术管制等方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经受中美贸易战和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双重压力后，又将面临美国可能出台金融制裁引发的外部冲击。\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鄂志寰博士

　　从发展历史来看，“一国两制”下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市场效率，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现实基础；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独特优势，满足内地各类企业不断上升的融资需求，是推动香港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两大支柱共同定义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独特性是此前的社会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美国金融制裁所无法摧毁的。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

　　过去二十到三十年间，香港金融业整体规模和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回归以来，香港实现了由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跨越。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香港金融中心跨越式发展有两大支柱，其一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西方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其二是内地与香港不断增强的经济贸易联系。二者有机结合保证了香港经济长期稳定，推动香港持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是当前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制胜之道。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人才、监管环境及市场流动性等。

　　首先，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是金融中心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形成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多项因素长年累积发挥作用。香港长期保持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排名，资本自由进出，没有任何投资限制，与主要金融市场及各国客户保持着自由便捷的联系。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抓住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取消外汇管制、黄金管制和放宽银行管制，成为欧美金融机构在亚太区从事金融活动的重要节点。香港在亚太时区完整对接国际金融市场及各类投资者，蓄八方之水，积累成为香港金融市场源源不绝的流动性池塘。香港吸引数千家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形成强大的客户和业务基础。

　　过去三十年内地经济规模的快速成长是香港金融中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大动力。九十年代香港积极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集资，把香港资本市场提升到新的层次；过去十余年，香港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大力扩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成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运作最为规范的离岸人民币枢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重心转向新兴市场，亚洲成为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为把握时机进一步发展基金及资产管理业，特区政府提供合适的法律及监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为基地，扩展基金业务的种类及范围，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作为亚太区的国际投资管理中心，流出及流入本港的直接投资占GDP比率甚高，其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就人才层面而言，多年来，香港实行开放高效的人才政策和不妨碍商业活动的劳动法例，大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金融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研究发现，香港的优秀人才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全港逾20万名金融从业人员和数以万计的专业会计师、律师、大律师及信息科技专家，很多都是高层次的国际专才，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随时提供金融技术和专业支持。香港吸引大批海外优秀人才，保持了金融业的竞争力。香港政府数据显示，近年香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增加超过30%，是吸纳及引进最多人才的行业之一；与此同时，法律、会计、核数和信息科技等专业人才增加了近50%，为香港金融中心及其他专业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吸引优秀人才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要竞争要素。

　　从监管体制及机制看，香港拥有严格规范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环境。国际金融监管是涉及法律体系、监管架构、经济政策和监管成本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香港以普通法为主体的法律架构灵活透明，可以大限度地维持市场公平及具有较高效率，有利于金融创新和发展；现有金融监管架构及其严格监管方式不会削弱，反而有助于增强竞争能力；特区政府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随客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能力；行政管理体系有利于商业活动以及金融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在亚太区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监管环境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

　　香港的商业基础设施成熟度较高，营商环境高度开放和公平公正，企业和个人税制简单透明并具效率，鼓励商业发展和引进投资，培养大批融合东西方文化并配有较强的英文能力的专业人员。这些因素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确保市场力量能发挥最大效能，推动香港金融中心从区域走向全球。

　　总体而言，随着内地经济起飞并不断增强与香港的经济及贸易联系，大量内地企业赴港融资上市，激发了香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独特优势，香港新股上市集资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领先，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体系结构由银行业主导转向资本市场主导，奠定了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当然，与金融中心重要性同步提升的营运成本和生活成本等，在长期内逐渐侵蚀金融市场竞争力，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

　　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受到实体经济减速的挑战

　　中美贸易战、修例风波持续发酵和新冠疫情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由外部到内部的三重冲击。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停顿，旅游、酒店、航空、餐饮和零售业等大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预测分别是下跌3%、5.9%及7.5%，并表示可能再次下调。

　　高度外向型的香港经济再度面临衰退的威胁，特区政府预测今年经济增长介乎-4%至-7%，收缩幅度可能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5.9%的纪录跌幅。

　　香港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市场表现。而中美贸易战及美国极限施压长远可能打击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新的挑战。

　　2018年以来，全球化退潮带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深化，对香港出口和转口均产生巨大影响。中美在关税及贸易方面的摩擦引发全球贸易环境的进一步调整，美国和中国内地是香港两个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是香港外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贸易争端必然影响香港相关的进出口和转口企业的业务和盈利增长，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冲击香港商业和投资信心，加剧香港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压力。

　　从回归二十二年香港经济发展进程看，作为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香港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外需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动力长期不足，香港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此外，香港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固化，服务业外向化和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等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济波动的风险。

　　近年来，香港呈现经济转型困难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及外部冲击加剧期三期迭加，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香港经济下滑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香港金融中心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三、香港金融市场仍表现出较强的系统稳定性

　　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信心，但从2019全年看，香港金融中心仍然能够正常运作，表现出一定的抗冲击性和韧性。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香港金融市场具有离岸特征，内地企业占港股市值和交易量的70%左右，只要内地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港股对全球投资者仍具吸引力。2019年，香港IPO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地位。显然，香港仍是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内地的主要平台。同时，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21万亿港元，约为香港GDP的8.5倍，银行业贷款超过半数为非本地贷款，本地经济表现对银行业影响有限。

　　其次，港元利率和汇率大致维持稳定，银行体系总结余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近期港元拆息高于美元拆息，港元汇率接近强方水平。

　　第三，香港恒生指数估值相对偏低，市盈率值只有10倍左右，对国际投资者仍较具影响力。

　　第四，与1997、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目前香港金融市场基础更为稳健，金融体系运作透明度高和监管水平严谨，外汇储备和政府财政储备充裕，货币基础过万亿，港股市值超过30万亿，均有助抵御短期因素冲击。

　　第五，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近年来，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配合，内地相继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基金互认等机制，推动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两地金融市场联通为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市场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