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公报》登载陕甘红军消息

　　2022年6月17日，《大公报》将迎来创刊120周年纪念日。而就在一年前，2021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成为展示百年中共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近日，大公报记者参观党史馆时看到，一张《大公报》版面陈列在展览馆内长征展区。1935年，毛泽东正是在《大公报》上获知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依然存在的消息，进而作出“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大公报》“影响红军长征方向”的权威佐证。

　　近日，大公报记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以下简称“党史馆”），感受红色血脉传承。党史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内，从筹建到对公众开放历时三年。场馆外观采取柱廊式结构，设计风格与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经典建筑一脉相承，整体建筑突出中国特色的对称风格，气势恢宏而简约庄重，充分融合了文化传统与时代气息。

　　进入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漆画作品《长城颂》，画面中巍巍长城如腾云巨龙，穿梭盘旋于广袤山河之上。这幅高15米，宽40米的巨幅壁画，专为党史馆序厅量身定制。整场展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划分而成的四大展厅宗旨鲜明，节奏清晰，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娓娓道来。记者走上党史馆二层，便来到以“长征”为主题的“全景式沉浸式体验区”，它以“4D＋6面”全景影院的立体形式直观还原了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等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场景。

　　关键作用 红军挥师奔赴陕北

　　长征展区不仅有新媒体，也有老报章，二者一动一静共同镌刻着长征的记忆。记者注意到，一张1935年9月2日发行的《大公报》版面图片，清晰登载着陕北红军刘志丹徐海东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党史馆图片配文显示：“1935年9月18日，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北上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展览内容以承上启下的时空线索，昭示着《大公报》对中国革命航向的关键作用。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这支部队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党史馆对于《大公报》的权威引述也佐证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的观点。到陕北去，到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长征路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直到现在，在甘肃哈达铺民间还流传着“一张报纸定乾坤”的佳话，《大公报》与这一岷山东麓重镇的历史渊源口口相传，提醒后人铭记《大公报》对中国革命事业无可取代的价值。

　　见证历史 百年老报不忘初心

　　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章，报名取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被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誉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近现代史”。抗战时期，《大公报》以专业翔实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奖。这份报纸不仅记录和见证了近现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推动了历史进程。正是历经120载风云激荡而存续至今的中国报界金字招牌，在87年前的关键时刻为中央红军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陕北。这是挽救和改变红军命运的礼物。时代不断变换更迭，但历史记忆永不磨灭。

　　甘南明珠哈达铺与《大公报》

图：游客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参观红军干部会议会址。\新华社

　　地处甘南的哈达铺是一座坐落于岷山脚下的安宁小镇，87年前，这里是红军长征历尽艰辛后的绝处逢生之地。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王林介绍了那段历史：“时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按照毛主席‘在完成主要任务后，给我们找点精神食粮来’的指示，带领侦察连化装进入哈达铺开展侦察工作。在邮政代办所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大公报》登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活动的消息以及陕北根据地的消息。”

　　在此之前，红军长征还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正是这一信息为新的伟大征程指明了方向。赵王林说：“为什么是《大公报》?这是因为中央总部进入哈达铺之后，有两个领导人最后写了读报笔记，基本上大量引用的都是《大公报》的报道：第二个原因是《大公报》的报道，向来比较客观详细，这是当时其他报纸所不能比的。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

　　人们或许疑惑，当年交通条件落后，《大公报》的出版地又在几千里外的天津，报刊是怎样出现这座甘南小镇的?对此，南开大学教授侯杰进行了解答，哈达铺虽地处西北，但自明朝以来就是商贸重镇，盛产名贵中药材，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人。因此当地很早建立了邮政代办所等机构，邮寄信件和报纸，沟通各地信息。《大公报》就这样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份礼物。

　　专家观点：系列报道改写中国革命历史

　　针对“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的说法，大公报史专家、南开大学侯杰教授(圆图)表示，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于1935年9月19日后陆续来到甘肃哈达铺，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了《大公报》等报刊。侯杰寻找到的史料证实：“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于1935年9月22日在哈达铺写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中，详细地摘引了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大公报》上有关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

　　“张闻天的文章，足以证明红军抵达哈达铺后，中央领导人确实看到了《大公报》有关陕北的报道，然后召开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最后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战胜利。”侯杰认为，长征中的红军应当是根据《大公报》有关陕北苏区的“系列报道”，而非某一则“具体消息”做出的这一战略性决定，进而改写了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长征展区收录了《大公报》相关图片和故事，侯杰表示，这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大公报》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一是，有很多共产党员以公开或秘密的身份参与了《大公报》出版发行工作，直接和间接地宣传、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二是，有许多《大公报》记者以自己十分卓越的新闻实践，让中外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认识，并不断亲近甚至投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扬名

　　关于《大公报》与长征的因缘，侯杰还专门提到了《大公报》知名记者范长江。1937年，范长江与周恩来首次见面，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这番话无疑是对范长江红军长征的系列报道与评论的赞扬和肯定。

　　侯杰指出，《大公报》自1902年在天津创办后，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它不仅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而且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还引领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特稿 | 古稀观众赋诗 赞颂大报风范

　　历经二轮甲子难，忽有一张不等閒。

　　当年长征战风浪，急寻落脚定心丸。

　　伟人雄才三军暖，博览群报避饥寒。

　　大公消息降瑞雪，陕北会师改容颜!

　　这首《大公报与长征》是一位东北籍退休老人佟先生在参观党史馆展陈《大公报》历史版面后挥笔的诗作。今年4月，佟先生姐弟三家六人以67到79岁之龄，历时近四个小时参观了党史馆。古稀之年的佟先生结束当日参观后，有感于《大公报》与长征的紧密联系，故步毛泽东《七律.长征》韵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今年23岁的香港青年徐天赐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中共党史专业一名在读研究生，当他参观党史馆长征展区时，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大公报》。发行在香港大街小巷的《大公报》能被党史馆作为展物呈现给观众，并且还作为“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的佐证，身为香港青年的徐天赐感到一丝自豪。

　　徐天赐感慨道：“《大公报》时时刻刻出现在我们香港市民的身边，这让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她仅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一份优秀的报纸。但从党史馆的展览中，我看到了这段未被很多香港青年认知的历史，看到了《大公报》真正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中发挥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