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英国的殖民史，大家将不难发现，殖民地政府撤出前会埋下计时炸弹，扶植当地分离主义势力；撤出後继续指手画脚，意图干预当地政治，是英帝国主义者的惯技。是故，当旺角暴乱主犯梁天琦被判囚後，彭定康挟着“末代港督”身份说三道四，批评香港现行的《公安条例》，意图把梁天琦判囚包装成“政治检控”，实属意料中事。

　　然而，彭定康近日再次撰文，声称自己不是批评法官判决，又声称《公安条例》引入香港後，“不记得港英政府有动用过《公安条例》”，以及他曾在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公安条例》以符合所谓的“国际标準”，便是赤裸裸的砌词狡辩，睁开眼说瞎话，意图蒙骗不明真相的港人，藉此挑动他们的不满情绪，实在不得不反驳之。

　　首先，彭定康强调自己不是评论梁天琦案，而是批评香港现行的《公安条例》。即使假定《公安条例》存在彭定康所指出的问题，但香港回归二十一年，他为何早不批评，迟不批评，偏偏要在梁天琦被判囚之後，才跳出来批评《公安条例》？相信任何一个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难看出彭定康发言居心何在。

　　其次，彭定康声称《公安条例》引入香港後，港英政府未曾有动用该条法例，这是撒谎。话说彭定康仍是港督的1992年，陶君行及蔡耀昌带领多名学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出的警戒线集结，继而衝击警方防线，多名警察受伤，事後二人被控违反《公安条例》第18（1）条“非法集结”罪成（案件编号：HCMA945/1993）。彭定康是否患了失忆症，才会忘记他管治香港期间，也曾引用他所批评的“非法集结”罪？

　　其三，彭定康一再重提自己曾在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公安条例》，而相关修订在回归後废除。然而，他所提出的《1995年公安（修订）条例》，只是加入了30人以下的集会可豁免申请、由7天前向警方申请的集会牌照，改为通知警方，警方若反对集会，必须在集会举行前48小时通知主办单位。彭定康近日所批评的“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非法集结”，以及梁天琦触犯的“暴动罪”，彭定康从没提出修订。

　　最後不得不说，根据《基本法》第8条、第11条和第160条，任何不牴触《基本法》的香港原有法律，均在回归後予以保留。彭定康当年提出的《公安条例》修订，虽在回归後有所修改，但实际上只是引入了“不反对通知书”制度，即是警方收到集会遊行的意向通知後，必须在集会举行前48小时内，通知主办单位是否反对遊行。

　　换句话说，彭定康提到的“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和“非法集结”，本来便是港英政府制订的产物，他也不曾作出任何修订。事实上，不论早前的黄之锋非法集结案，还是梁天琦暴动案，法院判决他们罪成之时，都有引用英国的案例。法官在解释两条法例的字眼时，亦是依照英国案例上的定义。彭定康如今为了帮“港独”分子说话，竟然批评英国人留下来的《公安条例》和案例，岂不是变相打自己老家的脸吗？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