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关於将其视为“威胁”的论调此起彼伏。这场以学界打头阵、政界唱白脸、媒体当推手，在国际上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旨在通过製造於我不利的舆论氛围和外交环境，达到掣肘倡议顺利实施的目的。为此，我国有必要从战略高度，通过顶层设计，积极掌握“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权、主动权，及时化解倡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一、西方社会关於“一带一路”的负面论调

　　五年来，渲染“一带一路”为“中国威胁”的论调主要出自西方社会，包括各种智库报告、政府文件、学术论坛等，并通过作为政策工具、具有党派政治色彩的媒体加以放大。部分媒体本身还扮演“政府代言人”，二者一唱一和、相互策应。

　　总体来说，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是“政治威胁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劃”，是作为守成大国的中国通过资金与技术输出的形式进行经济扩张，拓展并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当今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争夺国际和地区事务领导权，尤其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反平衡”，从而迈向新帝国之路的地缘战略工具。

　　二是“文明威胁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门罗主义”，质疑中国的目标是在全力恢复汉唐、大明盛世，通过在亚洲传播大中华文化，削弱美国在东南亚、中东欧乃至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三是“经济威胁论”，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主要目标是获取相关国家的自然资源；他们还推断中国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顾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众福祉，破坏相关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是“安全威胁论”，指称中国意欲借助“一带一路”不断提升海军实力，加速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是剑指全球海上霸权，从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地位和影响力。

　　五是“制度威胁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古时朝贡（宗藩）体制的复甦，构成对美国为首领、以西方国家为联盟体系为支撑的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中国威胁论”的动机及本质

　　西方社会炮製“威胁论”的目的在於通过妖魔化“一带一路”，在国际上引发舆论战、心理战。一方面，挑拨离间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毒化我国对外投资与贸易环境，从而阻挠、破坏倡议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以期维护西方既得利益和所谓的国际秩序。

　　当这种政治偏见转化为国家决策者的政策偏好时，他们基於“自我实现预言”心理倾向判定，认为“一带一路”隐含着中国的长远政治抱负和重大战略考量，中国通过这一倡议的实施，可从美国的潜在竞争者，一跃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推翻者、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这种“威胁论”的作用下，部分国家以观望态度对待倡议，或是产生疑虑、保持警惕，更甚是拒绝参与。

　　此轮舆论鼓噪与以往任何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本质上，旨在维护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二战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体系，根本目标是不择手段阻挠中国崛起。

　　三、着力化解“一带一路”“中国威胁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利用各种场合向世界耐心解释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主张。2017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劃，而是共商共建共用的联动发展倡议”。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於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於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於人的强买强卖”。

　　从目前看，化解“一带一路”“中国威胁论”，仅靠领导人外交远远不够，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启动“一带一路”国际文化建设工程。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推动文明交融互鉴，筑牢“一带一路”民心堡垒，建立起“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可以以国家为“第一牵头单位”，对“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程进行总体布局与统筹实施。通过在沿线国家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学院、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文化研究机构、互派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等，加强教育交流、学术往来与合作研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开发文化主题专案，设立“一带一路”文化论坛等，凝聚文化共识。

　　其次，加强我国新型国际形象培育与塑造。第一，加大海外传播力度，增强国际话语动能。第二，畅通对外话语传播管道，增强媒体传播力，提高中国声音国际传播的认可度、感知度、显示度和辐射力。第三，启动“一带一路”国际化智库与智库国际化建设，抢佔“一带一路”话语高地，塑造国际舆论新格局。第四，注重成果展示与政策宣示。国务院可定期制定并发布《“一带一路”倡议白皮书》，从国家与政府层面努力消解外界误读，稀释国际舆论负效应，避免出现外交被动。

　　最後，注重对外投资制度引领与企业行为管理。

　　制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相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法》，通过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工作，建立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与保障机制，规範企业投资行为；引导企业加强自我管理与规範化经营，切实做到投资国与投资对象国共赢、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兼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并举，不给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舆论可乘之机；引导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做好“精準投资”和对欠发达国家“国际扶贫”，做好国际经贸人才专业化培训，避免盲目投资、恶性竞争，提高企业投资的精準度和可靠性，促进投资专案本土化，以投资产出率作为衡量中国投资形象的“硬指标”；搞好跟踪管理与督查，建立企业投资经营绩效回馈机制，打造中国企业良好商业声誉和国际形象。

　　通过从国家战略层面化解“一带一路”“中国威胁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可以为倡议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与外交环境，增强并巩固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外交话语力、经济辐射力和政策感召力，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格局，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钱学森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