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关于大副威廉．梅铎的情节，被批评不尊重史实。\剧照

　　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有好的剧情、摄影、剪辑抑或演技？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经典大片《泰坦尼克号》为例，虽集上述元素于大成，仍避免不了电影之外的争议。

　　影片中有这样一处桥段，当泰坦尼克号远洋客轮即将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时，乘客们争相抢占船上仅有的几艘救生艇座位，而大副威廉．梅铎在努力维持秩序。面对人群开始失控，梅铎拔出了枪，随着一声枪响，爱尔兰工人汤米．瑞恩应声倒在甲板上，并最终因流血过多死在友人的怀抱里。在梅铎意识到自己打死人后，他向附近的一位同事行了最后一次航海礼，然后举枪向自己扣动了扳机。

　　这部大片于一九九七年上映时，观众们对这一段暴力加煽情的场景反应热烈，但远在苏格兰达尔比蒂小镇的居民却是无比愤怒，因为梅铎确有其人，并且就是在该小镇出生和长大的，现实中他不仅没有开枪杀人，反倒是舍己救人，当地市政厅的一块石匾上至今仍在歌颂他的英雄主义表现。梅铎的侄子公开批评《泰坦尼克号》电影的导演不尊重史实，仅仅为了让电影有更多高潮而刻意编造情节，甚至不惜把梅铎描绘成一个胆小鬼和谋杀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影制片人和发行商不得不出面道歉，并支付了五千英镑作为精神补偿，连卡梅隆本人也承认，没有证据显示梅铎杀过人，电影在描绘某个特定的人时犯了错。

　　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界在制作受真实人物和事件启发的电影时，仍然没有解决卡梅隆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尤其在人物传记性影片中，应多大程度尊重史实尚没有定论。比如，二○一三年讲述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乔布斯的影片《乔布斯》，被指歪曲了他的性格以及关于企业的最初设想，一些场景从来没有发生过。二○一四年由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主演的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利传记片《摩纳哥的格蕾丝》，被格蕾丝的三名子女批评内容失实，并与制作方划清界线，指其家族从末牵涉创作。二○一八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得主的《绿皮书》，引起片中主角唐雪利博士家人的批评，他们抱怨该片歪曲了受人尊敬的黑人钢琴家与其司机的关系。二○一九年昆汀塔伦提诺的《荷里活往事》，被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批评，指影片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描绘了李小龙。

　　即使在二○二二年，讲述已故荷里活明星梦露的影片《金发梦露》也毁誉参半，批评者认为电影对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她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无助的“傻白甜”。在去年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更出现核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试图用掺有氰化钾的苹果毒害导师的场景，也被批是对史实的篡改。用奥本海默孙子的话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不论奥本海默的朋友或敌人，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听说过这件事并认为这是真的。而去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五月的你，十二月的她》，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影片中加入了许多失实的情节，让主人公的原型感到不受尊重和愤怒。此外，当年上映的《猫王与我》的传记剧情片，也被指具有令人震惊的轻蔑态度，并将摇滚歌手“猫王”描绘成了“掠夺者”。

　　涉及真人真事的电影究竟该怎么拍？是尊重史实还是取悦观众？多年来英国电影界对此争论不休。一些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传记类影片通常会被人期望保持一定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因此需要严肃对待，就像传记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经的调侃，称公寓里的门卫帮他搬运传记类书籍时经常会发脾气，原因是传记比其他书都要厚，因为如果你不把所有材料都塞进书里，读者就不会相信传记的重要性。同样地，也有一些人认为，电影终究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难免对部分史实进行艺术加工。例如为了增加戏剧张力或营造故事效果，可能夸大或变形被描述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了将故事串联起来或使其更具戏剧性，可能会进行时间顺序的调整，导致事件的发生顺序与实际生活中的不一致，以及出于时间限制或其他考虑因素，可能简化或省略某些事件，或是为了故事的流畅性而做出细节的改变等等。还有历史人物的对话细节，史料无从掌握，导演不得不虚构一些人物的对白和心理活动，这些都是艺术创作需要的。

　　当然，还有一些人主张把一切交由观众来评判，毕竟观众对于电影虚构元素的接受程度因人而异，相信很多人会把电影当作休闲娱乐，并将虚构视为故事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关注史实准确性的人，大可走出影院后查阅可靠的资料与文献，然后对情节失实一笑了之。

　　不过，以梅铎侄子为代表的当事人，担心电影的虚构可能助长公众的错误记忆，因为不少人是通过电影来了解历史知识的。如他所说，“几年之后人们就会忘记了电影的争议，但这部影片仍在，依然会把我叔叔描绘成一个杀人犯”，他提醒导演在电影开拍前，应先思考一下，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