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弦本名路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有诗名，只是那时他叫路易士。路易士时代因为“太做作了一点”，他曾遭张爱玲耻笑：“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不过对於他的《傍晚的家》一诗，张爱玲倒是肯定的，并因此诗而觉得“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容忍了”。

　　纪弦的诗自成一格，卓然成家。杜衡说他的诗“感情强烈且真挚，调子又是那麼和谐且富於魅力”；胡兰成则夸他“在他自己的新天地裏大踏步地前进着”。然而饶是如此，也远不是后来纪弦自己吹的三四十年代即已在“诗坛上坐第一把交椅”，“红得发紫”──他是在到了台湾之后才声名大振的：除了那时他的诗不断产出，一九五三年创办《现代诗》和一九五六年提出“六大信条”，无疑是他“暴得大名”的重要助力。《现代诗》在延续三十年代上海现代诗传统、团结诗人、发现新人等方面功不可没，而“六大信条”在当时的台湾诗坛乃至文坛则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最为人诟病，发布后即遭到蓝星诗人覃子豪的批判，认为纪弦是在提倡新诗“原封不动的移植”，并质疑“若全部为‘横的移植’，自己将植根於何处？”

　　其实纪弦对“横的移植”有过明确的解释，那就是中国的新诗是“移植之花”而非固有的“国粹”，如同“西藥”之於“国藥”，“西画”之於“国画”、“话剧”之於“国剧”。纪弦所说的“横的移植”，针对的是新诗的“发生学”而非“本质论”，就此而言，纪弦说得没错。然而，儘管纪弦对他这条屡遭批判的“信条”一再解释，人们还是惯於望文生义，认为纪弦是在“本质论”意义上，主张新诗不要传统，全盘西化。现在应该正本清源，还纪弦以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