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做过多年文学编辑，每有业余作者拿三万字的短篇小说给他看，他都会直接让对方拿回去，给出的建议是要么加内容，变成中篇，要么把字数“砍”下来，精简到八千字左右。

　　以上是毕飞宇在近期一个讲座上强调的“八千字理论”。在他看来，短篇小说有“膨胀”的功能，要在尽量小的体量上提供更多信息。一个作家如果写短篇动辄两三万字，那么他的压缩能力是有缺陷的，短篇小说超过八千字就不再好看。

　　言词空洞，就容易长篇累牍。在内地，本科毕业论文没有明确字数规定，但各学校通常要求在八千字至一万字之间。笔者大学毕业当年，有位同学雄心勃勃地写了三万多字的本科毕业论文，结果导师只给了她刚合格的分数。民间流传有“博士买驴”的故事，讲博士买了一头驴子，写了三纸契约，却没有一个“驴”字，讥讽写文章说不到点子上。我那位同学也是“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而不自知，简单地认为论文也能够“以多取胜”。

　　不单小说和论文，翻看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也有“床上安床，屋下架屋”的趋势，本来三四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信息，非得绕来绕去地铺垫，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背景，结果就是“下笔千言”，徒耗读者眼神。著名报人赵超构很早就曾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的办报口号，这与今天毕飞宇提出的短篇小说“八千字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如何压缩文字，笔者认为最好的典范是《桃花源记》，在描写武陵出来后介绍入源过程和所见所闻时，陶渊明只用了九个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一句“说如此”，远胜千馀字的重复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