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潘美娣修复宋刻本《文选》
潘美娣说一口悦耳上海话。
两年前，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与这位国家级古籍修复专家见面，自我介绍说：“阿拉半个上海宁。”
上海不仅是我外婆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五六年四月，祖父何长生应顾廷龙馆长之邀，入职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这使我们初次相识，彼此增添了些许亲切。
潘美娣十七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此业已有五十多个年头，经手修复珍贵古籍万馀册件。如今年逾古稀，她更担当起传承重任。
青年学艺遇良师
交谈中，我向潘美娣提起：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一百三十卷。根据藏书家叶景葵题跋，此书是他延请祖父修复。二○○八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祖父是杭州繡本堂主人，有“修书圣手”之誉。修复这件“国宝”时，刚过而立之年。我惋惜地说：“祖父六十一岁离世，在图书馆工作仅一年，没能将技艺传承下去。如果他能够长寿，应该是您的师父。”
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亦是传承文明重要载体。然而，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许多古籍历经天灾兵祸、虫噬鼠齧、火焚水浸等厄运，已是千疮百孔、损毁严重。
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有文献记载始於北魏，明清达到鼎盛。清末，西学东渐，国学式微，修复艺人改行歇业。古籍修复业遭受多方衝击，半个多世纪萎靡不振，面临失传之虞。
或许，潘美娣当初想不到，她将担负起延续这一古老技艺命脉的重任。一九六三年十月，她因患腰椎间盘突出与脑贫血，放弃民族与古典舞蹈专业，从上海舞蹈学校转业到上海图书馆。
起初，潘美娣师从南派高手曹有福。曹有福，时年七十有三，苏州人，上海图书馆特聘人员，採用传统“口传心授”方式带徒弟。
潘美娣上班第一天，首先製作纸钉。师父曹有福用皮纸搓一个样子，然後给潘美娣一遝纸，一句话也没说，让她坐在旁边搓。一开始，潘美娣搓的纸钉，跟拧麻花一般，中间是实心。虽然勉强可用，但她并不满意，暗自思忖：为什麼师父搓的是空心？
经反覆揣摩，潘美娣领悟到：书籍装订打孔时，师父搓的纸钉头尖尾钝，外实内空，穿过书眼时可以拉长，穿好之後又可以回弹，才能把书页固定，又不伤及书页。而实心纸钉散开时，没有弹性，产生力度会损伤书页。
过了一个下午，潘美娣终於搓出满意的纸钉，手指已僵硬不听使唤。搓过的纸钉，装满多半抽屉。这时，师父才开口：“好了，不用再搓了。”
潘美娣感慨说，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她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跟随北派高手、有“国手”美誉的张士达学习。张士达一看潘美娣搓的纸钉，马上称讚说：“这丫头搓得不错。”那个年代，师父不会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褒奖了。
张士达坚守一生的修复理念是“整旧如旧”。潘美娣最初关於“旧”的启蒙，来自张士达那句话：“丫头，去抓把土来。”用棉花蘸细尘土或烟灰，在显新的地方轻轻摩擦几下，是过去常见书籍做旧方法之一。
“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古籍传至今日，因翻阅过多，书角造成磨损，存在圆角现象。一些修书人在修复此类古籍时，往往将圆角补成直角。张士达则适度保留圆角，即使有的圆角出现破损，也只是把破损部分补好。经他修的书，总透出一种古意。
张士达说，古籍修复是一门手艺活，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比如，修复前有一项工作，就是配纸。修书常用手工纸多达几十种，张士达每次配纸，要花一、两天时间，从补纸纸性、薄厚、颜色，直至帘纹宽窄，都与原书保持一致。这种精益求精作风，贯穿修书二十多道工序。
一年半後，潘美娣又跟随萧振棠学习半年。一九六五年，她从北京学成归来，恰逢馆裏重修宋刻本《钜宋广韵》。修复时，她把整个书页展开，书口後面一个刻工名字显现出来。由於对版本不了解，她拿去请教顾廷龙馆长。
顾廷龙一看，兴奋地说：“这个发现很重要，是确定此书版本又一有力证据。”他马上据此推断，这部书是宋本。对顾廷龙“片纸隻字都是宝”这句话，潘美娣第一次有了切身体会。後来，顾廷龙对管库的人说：“以後馆裏等级藏品，都交给小潘修。”
潘美娣回忆：古籍修复组有十人左右，每人每次修完一批书，顾老都会一一过目。顾老要求我们，取送修复的书时，书必须放在书板上，双手捧板垂直护於胸前，书口朝向胸口。因为书口朝外，人一走动，书页会飘起来，容易把书吹坏。书不能靠在身上，或用下巴颌顶，以防汗水污染。可以说，顾廷龙护书如命精神，对她一生产生深刻影响。
担当重任勇创新
地下出土文物中，极少发现纸製图书，原因是深埋地下，历时既久，受潮黴烂，难以流传。一九七二年，上海嘉定明墓出土一套成化年间唱本。这套书放在尸体上，被腐尸血水浸透，黏连板结为“书砖”。上海博物馆没有古籍修复人员，只好求助外援。
顾廷龙派潘美娣前去修复。她回忆：这套书在腐尸血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血水早已乾透，书籍四周结成硬条状。如果硬揭，肯定把书揭坏，这对书口有字的地方极其不利。当时我採用蒸汽软化方法，把书放在蒸笼裏蒸煮，直到书口硬条状蒸软，趁书页温热状态下，尽快把书页揭开。因为，冷却了的书页会更加难揭。
修复耗时近两个月，古书文字重见天日。这套书是明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北京永顺堂刊印说唱词话十六种、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种。潘美娣说，老祖宗留下文化精华被重新发掘出来，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
潘美娣又一次参与出土文献修复，是在十二年後。一九八四年八月，江苏省太仓县双凤乡杨林塘河畔，发现明代处士施贞石夫妇合葬墓。盖棺布上，摆着四块颜色黝黑、滑腻发臭的“牛粪”。仔细分辨，原来是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
出土古籍若不立即处理，很快会风化变质。太仓县博物馆迅速派人清理，苦於无从下手，又送达多家文博单位，均因经验与力量不足，未被接受。同年十月，这几块“饼子书”包裹在一块塑胶布裏，辗转送到上海图书馆。袋子一拆开，刺鼻恶臭扑面而来，在场的人落荒而逃。
顾廷龙态度坚决地说：“出土古籍是国家珍宝，不管什麼困难，都要想办法修复。”潘美娣与同事们迅速制定修复方案，他们把古书放到阳台上，用毛边纸包起来，放进铝盘，用水壶沿书四周，用温开水浇灌，一直把水灌满。每次泡五分鐘，然後把洗盘斜起，放掉髒水。这样重複两遍，逐渐提高水温，最後放进数量不等碳酸钠清洗。反覆清洗数次，直至水清为止。
古书清洗後，放在木板上。稍乾，分成几遝。待书晾至七成乾，即可揭页。这是修复工作关键所在。首先找好突破口，用挑针小心挑动，当单页一个地方被挑开，用嘴吹气，使其突破口扩大，然後轻轻将书斜揭，即从书口上角或下角揭起，以对角线方向揭去。
潘美娣说：揭页过程中，决不可粗心大意，或急於求成。一般手工纸均有纵横纹路，稍不注意会把纸撕破。斜揭，可借助纸张纵横纹路张力，保持纸面完整。当时，遇到一个大麻烦，书页揭到最薄几层时，再也揭不开了。
她採用一种创新办法，称为“夹揭法”：準备好与书页大小相仿毛边纸，粗涩一面刷上一层稍厚浆糊，把待修书页夹在两张毛边纸当中黏住，但纸边不能黏在一起。否则分揭书页时，就无从入手。浆糊乾了以後，双手分别拉住毛边纸边沿，均匀用力地把夹在中间书页拉开。这时，一张书页分成两个单页，黏在毛边纸上。再把黏着书页的毛边纸浸湿，使两者分离。
浆糊调製是否合适，直接影响修复品质与文献保存时间。就“夹揭”而言，所需浆糊一定要适中，浆糊用得太稀，夹揭的纸与书页黏不住。浆糊用得太稠，会使书页受到伤害。浆糊要根据纸张厚薄、牢度等情况调製。
潘美娣说，我个人使用各种原料後觉得，优质小麦澱粉较为适宜，製成浆糊浆性较为柔和，黏性适度，亦没有暴性，用来修复文献书籍柔软平整，尤其适合补破烂珍贵古籍文献。
揭页完成後，用竹扦顺着块状古书纹路，从横截面挑出书名与分册情况，弄清约四十馀册，名称是：《居家必用类事全集》、《古今考》、《尺牍清裁》、《口字文汇体》。这些书流传较少，明刻本中亦不多见。此後，又在这些古书夹页中，发现手抄文牍十四页、《战国策索隐》十三页，记载明代卫所吏治与江南风土人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历经两年努力，太仓古墓出土文献修复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潘美娣学艺二十年，修复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亦得以完美展现。自此，奠定了她在当代古籍修复界顶级地位。
著书立说育新人
太仓出土古籍修复之後，顾廷龙语重心长地对潘美娣说：“你不仅要修好书，还应该总结经验，把体会写下来。”一九八七年五月，潘美娣根据笔记，写成《太仓明墓出土古籍修复记》。
顾廷龙阅後，十分欣喜。他拿起桌上一张便笺，写下评语：“修复这几部坟墓中出来的明版书，意义很大。今天重视明刻本，正如明代人重视宋刻本。”“这种修复工作，难度很大，前人也难得碰到。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足以自豪。”经顾廷龙推荐，《图书馆杂誌》赶在当年第五期刊登此文。
不久，顾廷龙提出更高要求：把二十多年工作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对古籍修复“师带徒”传统模式，增加一些理性知识。潘美娣觉得，自己学舞蹈出身，到上海图书馆这麼多年，也没写过多少东西，为难地说：“我这半瓶子醋，晃不出来啊。”
当时，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秘书戚本禹，从秦城监狱释放，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唐绍仪文献资料。一天，潘美娣到他的办公室，取一部分待修复材料，聊天时说起写书的事。戚本禹说：好事情，你写吧！修复工作具体情况是什麼样，我有感性认识後，可以帮你修改。至於历史方面，我帮你提供线索，你自己去找。
就这样，潘美娣开始专著写作。写到一半，她想放弃，戚本禹说：你现在写到这个程度，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了，必须把它写完。
上海市文化局林星垣、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亦给予鼎力帮助。潘美娣每写完一个章节，就拿到潘景郑家，请他补充修改。全部写完後，林星垣斟酌字句，再修改一遍，经潘景郑审阅，最後进行誊抄。如此经历两年多，著作终於完成。
顾廷龙写给出版社推荐信中说：“这项工作，将有失传之虞。”“这类著述，目前国内尚不多见，出版後必有需要的读者。国内各大专院校，各省市自治区有古籍的图书馆都要参考。英、美、日本等国都有中国古书，亦均要修理，也必需要这种书的。自古以来修书工人，自己不作记录。这本书可以说是总结了二十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很可贵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专著以《古籍修复与装帧》为名，顾廷龙题籤，潘景郑作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内容详实，体系完备，成为业界权威教科书。
“让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下去”，这是潘美娣常说的一句话。二○○○年退休後，她犹如一位“布道者”，先後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与山东省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据统计，全国有古籍五千多万册件。其中，一千多万册件亟待抢救性修复。古籍修复人员却不足百人，顶级专家仅七人。即使以较快速度，也需要近千年时间才能完成。
潘美娣深感肩上担子沉重。二○○七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劃”启动後，她更加忙碌，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班授课十八期，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最远到达西藏。她笑称自己是“空中飞人”。
二○一三年六月，“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人才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潘美娣先後任“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山东传习所、中山大学传习所、安徽传习所导师，收徒二十五人。
潘美娣悉心传授“整旧如旧”修复原则，传授“夹揭”、“用浆如水”、“斜角揭页”、“麵糰去黴”、“圆角保留”、“补纸宁浅勿深”、“先补大洞、後补小洞，先补中间、後补两边”等修复技艺，还要求掌握古文献与历史知识，兼有艺术审美力，以承担起延续古籍生命的责任。
如今，潘美娣奔波於三家传习所，带领弟子们修复古籍，使更多珍贵典籍得以重生。弟子们出自同一师门，形成技艺传承体系。这种体系建立，必将使潘美娣的精湛技艺得以发扬光大。
“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句樸实话语，是潘美娣为人处世準则。“一生只做一件事”，把修书当成修行，坚守传统又不断创新，潘美娣用行动诠释了中国工匠精神。在她身上，浓缩了新中国古籍修复历史，亦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劃”实施十多年来，古籍保护与修复事业蓬勃发展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