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一二年，《大公报》110周年报庆，黄永玉赠画《彩荷图》道贺。

　　一生誉满天下的黄永玉，被国画家、油画家、雕塑家、诗人、作家、艺术奇才等诸多光环所簇拥，但他对上世纪50年代初在《大公报》任职美术编辑的那段经历，始终津津乐道、铭刻在心。2012年《大公报》迎来110周年华诞，谦称“大公报小兵丁”的黄永玉欣然提出赠画《彩荷图》道贺，并以“六十馀年前有幸工作于麾下十分得意”的落款，诠释自己与有荣焉的自豪与思恋。

　　“到现在我还保存着1949年《大公报》送给港九各界的一面国旗，我放在一框子里。”黄永玉生前接受记者采访，谈起与《大公报》的结缘，便以此打开话匣子。

　　1948年，参加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而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几年后经人介绍，到《大公报》任职美术编辑，主要为新闻报道做插画，偶尔也救场式地写些文章。“有时周末编辑打电话，说你赶快来，一个字也没有了。我就坐在咖啡屋里开始写骂国民党的文章，整版4000多字，我这边写，排字房就在那等，写一张排一张。”

　　当时的香港社会，政治气氛剑拔弩张，形形色色的“变色龙”各出奇谋。“当时打电话叫了一盒饺子外卖，送了过来，有夹手指头的，有送来子弹头的，都是恐吓《大公报》。你爱国支持共产党就吓唬你。”

　　常怀赤子之心

　　在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里，黄永玉总是按捺不住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国民党垮台时，第一个写‘白桦村人物印象记’的是我，写电影评论也是我第一个，还写了剧本《儿女经》《海边故事》等。”

　　《火里凤凰》就是当时黄永玉为《大公报》写的关于家乡湖南凤凰的“特写”系列。虽然黄老“有悔其少作的意思”，认为“文章不单幼稚，还有点自以为懂事的‘左’，50多年了，留下这个带儿时尿臊的纪念罢！”但那些应景所作的散记，笔法轻灵飘逸，委实自出机杼，独成一家风骨，其间那种别致的美、深邃的情，有与其表叔沈从文文笔暗合之处。

　　“有点自以为懂事的‘左’”的黄永玉，却坦承在政治上“好幼稚”。在《大公报》时，北京有人隐晦地问他有什么要求。思维单纯的黄永玉以为所谓“要求”是加点工钱之类的，“当时《大公报》工资是150元，长城公司又给我150元，加起来300元，已不错了。”满足现状的黄永玉一口回绝，及后幡然大悟才后悔不迭。

　　另一个体现“政治幼稚”的案例，当年香港电车工人罢工游行，港英警察拿出催泪弹扔过来。孰料，立志为国家效力的黄永玉捡起个催泪弹就跑，“一直带到北京，交给外交部。”讲起当年的稚嫩行径，耄耋老人仰头而笑，边笑边用手擦抹眼角笑出的泪水。

　　回首笑谈当年

　　当年，黄永玉租住在九龙荔枝角。其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乔冠华、胡风、臧克家等人都是常客，而《大公报》的很多同事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

　　他习惯将金庸称为“小查”。半个多世纪前，他们曾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里共事。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对于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耿直幽默的黄永玉时常拿他打趣，“那时写影评是我先写的，写武侠小说也是陈文统（梁羽生原名）先写的。”不过黄永玉十分赞赏陈文统和查良镛后来在创作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而在黄永玉眼中，萧干的可爱则在于他凡事执著较真。“他在大公报上夜班时，每到晚上9点就要吃各种药，喝一瓶炼奶，不是身体不好，就是特别注重保养。”

　　数十年后，对于在《大公报》工作过的那段时光，黄永玉依然记忆犹新。他记得上班途中看到的每一幅广告画，记得报社门口的电线杆和守闸人，记得爱下棋的聂绀弩，也推崇朱启平是个“被埋没的有头脑的翻译家”。“王芸生当时在什么地方办公，沙发是怎么摆的，我都还记得”。

　　至情至性的他，在家中专门针对索画者贴有“安民告示”──“当场按件论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读罢让人忍俊不禁。但对于“老东家”《大公报》110周年报庆，他却主动提出赠画道贺。“《大公报》来头大了。”黄永玉坦荡笑道，“我就是你们的小兵丁，一声号令我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