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港币与美元挂鈎，美国的政策举措例如货币增发严重影响着香港的经济和民生

　　3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武汉考察时指出：“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的变化，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内地的防疫工作已经到了转折点。同一时间，欧洲成为疫情的震中，美国也在3月13日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3月17日，香港向全球各地发红色外游警示，由19日凌晨起，所有抵港人士须接受十四天强制检疫或医学观察，但来自内地、澳门、台湾的人士除外。在香港对外国全面“封关”的同时，与祖国的联系成了香港短期内唯一的“安全出口”。香港从防止内地疫情蔓延的“桥头堡”，瞬间转变成为防止外来输入性疫情的“安全门”，笔者认为这个方向性逆转的变化危中有机，而且可能是香港主动转型的战略机遇。\香港贸发局一带一路及大湾区专家委员会专家 尚海龙

　　每一次重大公共危机，都带来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深刻变化。2003年的沙士，加速了中国的互联网经济繁荣、加快了电子政务的发展，类似“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新公共服务陆续推出。

　　一、香港转轨的问题

　　当前形势下，“黑天鹅”事件频出，作为未来经济趋势“显影剂”的美股在十天内熔断四次，预示国际防疫战才刚刚开始，影响正在加剧。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港币也与美元挂鈎，美国的政策举措例如货币增发严重影响着香港的经济和民生。

　　应对外来风险，下好本地治理的“先手棋”，对当前特区政府而言十分重要。笔者认为，至少要在三个方面提早思考：

　　1、需要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香港特区政府自1980年代起秉承“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的小政府、大市场策略，即便是部分政治家有意改变这种状况，如本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提出了“数码港、中药港、硅港、红酒港”等战略，遗憾最终都没能落实。2019年至今香港接连遭受修例风波与疫情的打击，财政预算十五年来首次出现赤字。如果任由经济坠崖，将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三个方面思考出路：疫情中、疫情后香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和作用？政府是否需要应该主导本地经济转型？政府在主导经济转型中的方向选择？

　　2、香港需要郑重选择经济转轨方向。改革在发达国家（地区）的推动力来自于对正在萎缩经济的回应。按照港府3月份公布的数据，经济连续下行九个月，失业率已达3.7%的高位，香港经济步入寒冬。全球阶段性“封关”对于作为进入内地门户作用的香港挑战更大，香港到了郑重选择经济转轨方向的时候了。香港已经连续错失了数个经济转型的机遇，既失去了互联网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亦放弃了作为亚洲四小龙时期GDP占比一度超过30%的工业基础，使得香港再也无缘智能制造，目前就连香港历来引以为荣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也部分被内地一线城市如上海取代。疫情当前，香港政府动用财政储备是必然举措，但救市纾困仅仅是治标举措，如何治本，恐怕还要在经济转轨方向上找出路。笔者认为，是继续服务国际市场，固守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窗口”，还是转轨成为服务中国经济，争做对外出口的“门店”，这是最大的方向选择问题。

　　3、解决长期的青年、教育累积的深层次问题。香港社会矛盾有众多诱因，对青年的公民教育缺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香港青年中广泛存在国家认同感不足、国民责任感缺失，认为“两制”优先于“一国”的意识普遍存在，这在媒体自由尺度大、但正规国民教育缺位的香港引发了诸多问题。

　　青年是香港的未来，教育影响着青年的成长方向，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就业压力显著增加的环境下，香港青年能否融入湾区、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既关系着青年本人的未来，也是香港特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转轨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相信这番话也是值得面临转轨关键期的香港深思的。

　　影响经济转轨的核心因素笔者认为有如下三项：

　　1、特区政府的行政效能提升，强化经济转轨的能力。公务员及相关体系负担极重。香港公务员人数最新一次统计是17.7281万人，超过香港总体劳动力的5.1%，2018至2019年度薪酬总额超过1262亿元，年薪酬平均数超过71万元港币／人。而且政府还有附属以及法定机构的雇员超过15万人，总体用工人数接近劳动人口的10%，对比全球政府的瘦身运动，许多国家的公务员人数连年减少，例如澳洲的公共雇员占劳动力比重为1.3%，新西兰大致为1.79%，香港从用工数量上很难再称之为一个“小政府”。目前香港各行业失业率快速攀升，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而且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阻力，特别是2019年修例风波后，公务员团队本已较低的公众威望更是急速下降，要求对公务员系统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区政府有必要去推动机构改革和提高行政效能。

　　2、启动香港的中期产业规划，锁定经济转轨的方向。按照迈克尔．波特理论，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目前中国整体处于第二阶段尝试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中，香港应该更有机会先行一步，香港有多间知名大学，研发底蕴深厚、国际学术交流活跃但生产要素天然不足，只有扮演科技研发中心的角色才有价值。

　　另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从财富驱动角度来看，香港的角色也需要调整，从长期Copy to China的“引资者角色”（窗口），可以转变成为Copy from China的“代理商角色”（门店）。

　　从更高层面上来看，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也是政府的重要技能。2003年为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沙士疫情打击后的香港经济复苏，在董建华的提议下，中央支持《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出台，促进了香港经济持续向好；2011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突破性地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单独成章，表达了国家对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重视和支持；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对香港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尊重。国家最重要的三份与香港有关的政策，基本都是由中央主导，主要以中央“给政策”的形式出台，香港本地的宏观战略性规划能力略显不足。

　　当前防疫方向逆转，香港应认真思考中期的产业发展规划。例如，疫情对航空业打击巨大，飞往内地的国际航班多数取消，北京出台了要求疫区来的航班转飞天津、河北的决定。可见，防范输入型疫情危机是国家的焦点。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趁此机会主动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航空业协商，做好短、中期的航空、物流服务分工。毕竟，集中在香港防疫单点好过于在珠三角多地备战，既有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业枢纽地位、也主动承担了为祖国把好国际防疫关的重任。

　　3、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营造经济转轨的环境。2019年的修例风波的社会运动中，部分激进青年扛起美国国旗、英国国旗，高叫“光复香港”的口号，妄想西方支持香港搞所谓的“时代革命”，这反映了国民教育缺失的严峻问题，后续香港出现了部分人叫嚣离开香港，移民西方国家的舆论乱象。而香港相当比例的民众在社会事件中，表现出了盲目、轻信、狂热、冲动的群体无意识行为。为数不多的正面反思声音也被淹没在了反对群体的叫骂中。

　　2020年的防疫阻击战，在内地最先爆发，也在中国范围内最早受控，主要隔离在家的香港民众有了独立思考的时间，近期在西方国家抗疫怪招频出如政府明确不会救治70岁以上老人、民众不应戴口罩、不应去医院、不应做检测等新闻刺激下，香港民众已经有了普遍的反思。加上在外留学、工作的香港居民大量回流，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性声音，例如“暴徒们的英国旗去哪里了”，“美国封关为什么不见出来游行”等网络热议话题，对于盲目迷信西方的青年给予当头棒喝。

　　当前香港最安全的出行方向是祖国，这是除97回归外，香港最能够聚焦神州，宣传祖国的好时机，此时此刻应该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尊重生命、以人为本作为切入点，引导青年群体提升正确的国民意识和责任，也为香港营造转轨所需的社会氛围。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香港资源有限，社会问题突出。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水平，既是紧迫任务，也是长期工作。把握当前香港线下唯一能与祖国紧密联系的宝贵窗口期，以香港所长融入国家所需，积极将自身的经济转轨需求与和祖国发展方向需要深入对接，才能赢得香港的未来。

　　政治领袖在社会环境的变革中需要兼顾解决眼前问题与长远问题。建议香港政府在一国框架下，善用两制之利，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选好经济转轨方向、营造安定团结的气象，为香港的长远、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香港有一句俗语说得很经典：苏州过后无艇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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