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迎来回归25周年纪念日。回首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香港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风雷激荡里坚守初心，勇毅笃行中写就华章。点新闻发布“回归25年大事记”特辑，每天一篇，与读者一同回顾这非凡卓越的25年，祝福香港明天会更好。

　　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董建华走马上任，宣誓就任首届特区行政长官。世人眼见，花甲之年的他精神奋发，一片爱国爱港之情。可也有质疑声，“船王之子，不该是朱门酒肉的主?”有些质疑声称董生偏离了自己的阶级，可董生就是想为香港底层人民做点事情，带着港人对未来的憧憬和12亿同胞的期望，开始前无古人的“一国两制”旅程。

　　在任5年，考验不断。金融风暴疾如迅雷，经济亢奋顿成泡影;沙士疫潮夺命无情，香港元气再三消融……董生带领港人闯难关，成功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让香港与内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港人维持以往的生活方式不变，消除了由于香港回归产生的各种担忧和疑虑。

　　特首选战 董生再战

董建华和各界人士在一起。(美联社资料图)

　　2001年，董生任期将满，社会各界要求其竞选连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指董生为香港做了很多事，具丰富行政经验，连任可确保施政延续性。回首几年风雨，董建华直言，苦甜滋味皆尝透，“甜甜苦苦之间，却从不遗憾做过特首”。当年年末，64岁的董建华宣布，正式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承认，过去施政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足。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的定位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第一任行政长官累积的经验，使他有更加优胜的条件，站在市民前面，提出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争吵;是呼吁社会团结，而不是对立;是争取香港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后退。

董建华宣布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新华社资料图)

　　2002年1月28日，董建华发表《我对香港的承诺》小册子，指将做好四项对香港未来极为重要的工作，包括改革政府架构、创造就业机会、照顾弱势社群、倡导自强不息等;1月30日，董建华开始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与选举委员会委员举行竞选连任咨询大会，政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界、金融界等界别人士纷纷参加。

董建华竞选办公室连续两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咨询大会。(新华社资料图)

　　2月19日，董建华向选举事务处递交提名表格，正式角逐第二任行政长官的职位。他直言，“如果成功当选并且获委任为第二任行政长官，我会彻底落实对全体香港市民的承诺，改善施政。”2月20日，港大“民意网站”公布最新调查显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及特区政府的民望持续上升。

董建华递交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表格。(新华社资料图)

　　2月28日，香港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期结束。选举事务处表示，在796名选委会成员中，收到有714位选委会委员提名董建华参选的提名表格，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候任人。由于在提名期结束时只有一位候选人的提名有效，选举主任彭键基法官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宣布董建华自动当选。董建华呼吁支持他的人与不支持他的人能够一起，共同追求香港明天更好的目标。

香港市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观看董建华当选的电视直播。(新华社资料图)

　　3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国务院令，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于2002年7月1日就职。朱镕基肯定董建华为“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在香港的正确贯彻落实做了大量工作，指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香港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为保持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努力”。3月7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向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颁发任命书。

朱镕基向董建华颁发任命书。(中新社资料图)

　　高官问责 改善施政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部议席由选举产生，新闻界变得更加进取和尖锐，政府运作和政策制定不但受更大的公众监察和压力，而且还要求主要官员除了履行法定职责之外，兼顾更多的社会政治工作。在这个时候，公务员制度下的终身制、常任制，就变得与社会诉求并不符合，公务员担当传统角色与时势要求产生了矛盾。

　　2002年7月1日，香港进入第二届特区政府施政期。自上任之后，董建华一直着意提升政府施政的质素，对本港的行政架构以至公务员体系，施以大力度“手术”，营造一个强势“内阁”，更有效推动和执行政策，根除政出多门、部门推搪塞责弊端的“问责制”应运而生。

董建华一直着意提升政府施政的质素，因此推出高官问责制。(美联社资料图)

　　回望历史，“高官问责”方案出台非一日之功，前前后后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亦吸纳了港人的不少意见。

　　早在2000年，董建华发表第四份施政报告时，首次正式回应社会对加强官员问责的诉求。他说，司局级主要官员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中担当重要角色，与其他公务员不同。需要研究在行政长官领导下，如何加强有关主要官员的责任;2001年，在第五份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披露了加强高官问责的初步构想，包括在特区政府高层架构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员聘用制度，适用于三位司长和大部分的政策局局长，他们由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央任命，行政长官亦可提出建议，由中央政府免除他们的职务等。

　　2002年1月，董建华举行竞选连任咨询大会，问责制再次成为焦点话题。董生直言：“如官员不称职或操守有问题，不留余地，要炒就炒。”4月17日，董建华亲赴立法会，介绍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内容，正式提出将原属公务员职系的司长和局长，改以合约方式聘任，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须为过失负政治责任，打破传统官僚各自为政的壁垒，加强他们在特区治理中的责任及承担。

董建华亲赴立法会，介绍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内容。(中新社资料图)

　　自2002年实施“主要官员问责制”至今刚好满20年，这套回归后出现的政治系统，为特区政府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自我革命，刀刃向内”，重建香港，必然要由改革管治团队开始。而改革管治团队，当然就是由问责制度开始，其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在确保公务员架构稳定大前提下，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可回应社会诉求，为自己的施政成败负起责任，甚至在需要时辞职下台。20年来，5位高官因被指犯错而自动辞职，其中就包括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徐英伟，作为抗疫督导小组核心成员，被揭发在疫情期间参与百人宴会，违反多项防疫规定，在今年年初请辞。

　　2002年8月，特区政府为1.4万名公务员举办管理研讨会，让公务员了解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新华社资料图)

　　“承担”是一种“问责”，知错是“承担”、认错是“承担”、改错也是“承担”，而如何“承担”是一门学问。就如一队足球队，领军的特首固然要一力承担责任，可是只要有一、两位球员不落力或不合作，整体表现便会被拖后腿。正如球赛讲求节奏，问责官员不能见到外界施压才应对，而应该反过来主动互相协调。回看问责制初衷，是要求官员为失误承担责任、重视民意，使政府高级官员更加用心体察民情。民意或许是社会于一时一刻的情绪反应，不是指引施政的充分条件，但政治领袖本身必须意识到情绪与民意的直接关系，否则可能会让施政寸步难行。

　　自问责制推行以来，社会上充斥着一种论调，“问责仅是追究责任，下台是问责唯一结果”。但若一味只追求“下台文化”，会令“问责”成为官员头上高悬的利剑，甚至让官员产生“少做少错”的懒政思想。再看当下，政府公务员“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工作态度暴露出政府部门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以及公务员问责机制需要重新检讨。现时距离新一届政府上任不足一个月，对于侯任特首李家超提出“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强化问责制可谓是一个有力举措，例如可将整个公务员团队纳入问责制范围，以调动公务员服务市民的热情，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尽快改善社会深层次矛盾，包括住屋问题、贫富悬殊、劳工权益等，让市民乐业安居，让香港尽快开启良政善治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