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是这个时代的珍贵资源，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渗透我们的生活。内地早前出台《“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指明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的数字经济，可见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虽然大数据已应用于各行各业，但在文化及创意产业的运用并不广泛，大家似乎不怎么了解大数据可以如何应用于文化界，而业界亦未有明确的方向，皆因文化艺术实在难用数字量度。充满人文温度的文化创意，似乎与强调精准效率的数据南辕北辙，但其实许多新兴文创企业背后都有科技的支撑，作数据分析用途，为的是让创作和营运能力更上一层楼。所以数据可以如何帮助文化决策？

　　若先从国家层面看，不难发现建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旨在透过大数据连接文化内容的“供给端、生产端、云端和需求端”，打通整个文化生态圈，无疑是结合文化与科技、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智慧化、为文化产业提供强力技术支撑的重要举措。

　　积极参考内地政策思路

　　2019年，国家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次年，《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通知》出台，更加详细地列举了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八项具体任务，基本上将文化大数据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供给类数据，即文化资产和资料的记录与统整，例如电影资料、历史纪录、地方文化遗产等；第二类则是需求端数据，即与文化消费者相关，例如博物馆入场人次、网站浏览率、票房等。

　　紧接着，去年1月发布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明确了大数据体系的技术结构图、勾勒了文化大数据产业生态、阐明了核心术语定义等，为每一“端”、基础应用及监管皆立下标准，以协调政府、文化机构和团体、科研和技术企业、文化服务提供者各环节达成共识和数据共用机制。

　　不过，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规模庞大且宏观，涉及数据复杂，特区政府未必完全适用，更不能全套照搬，但了解内地的政策思路具一定参考价值，有助思考大数据为何对文化界有意义：一是如何透过数据串连文化生态各方；二是如何改善文化数据碎片化问题；最后亦最重要是如何对收集了的数据加以分析应用，赋能文化产业，达到提升政府决策及评估能力、文化机构和团体的营运、公共文化资讯的透明度、了解市场或观众需求，以及整理香港的传统和新型文化内容资产等作用。

　　除了内地，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针对文化大数据进行过深入研究和政策规划，可见数据于文化及创意界的应用与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事实上，特区政府于2017年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中，大数据分析是重点之一，只不过目前较多用于医疗服务和交通等领域，未有为数据在文化及创意产业中的应用立下方针。同时政府也启动了“资料一线通”，发放由政府部门及公私营机构提供的各种公共资料供大众所用，与文化艺术相关的资料则大部分由民政事务局、康文署及统计处提供，这些政府部门每年会发布“年度开放数据计划”，列明将会开放哪些数据给公众。

　　须做到数据驱动决策

　　但现时发放的数据仍停留在较初级的层面，譬如文化节目入场人次或不同基金的资助名单，并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成分，例如入场人次如何反映观众喜好、网上浏览率又如何反映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分析的主要目是综合线上线下各方面数据，让文化机构可以抽取对自己有用的数据作出影响评估，帮助机构深入了解营运状况和发掘潜在问题等。但明显地，目前公开数据无法为艺术团体、文化场地，甚至文创企业等提供具深度的参考价值，难以帮助他们提升创作和营运工作，达不到以数据驱动决策的作用（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当政府积极在社会各领域开发及应用大数据时，文化及创意产业亦应被纳入范围之中，借助大数据承载传承与创新。要建设一个完善的文化大数据生态，首先应该仔细思考其目的为何、收集什么数据会有用、可以赋能哪些文化机构或团体、能够解决现有的什么问题。当大数据建设发展得健全时，还可以考虑衔接其他文化业务，例如版权交易。

　　利用大数据洞察观众需求、优化资源分配、丰富文化内容、扩大文化传播力，相信长远有助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作者分别为立法会议员、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团结香港基金艺术及文化研究主任、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