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曆九月十九日是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一百二十一周年诞辰，虽说他是安徽桐城县人，可实与香港缘分不浅。民国时期，朱先生本在武昌高等师範学校就读，后因考中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选派生资格，成为赴香港大学攻读教育的二十名学生之一，其间还修读了英国语言文学、心理学等课程。

　　初到香港的朱光潜不仅粤语、英语上有障碍，融入本地体育、社会活动也有困难，好在与同是内地生的朱铁苍、高觉敷结为好友，被同学们称作“Three Wise Men”，午后时常一齐去散步。然而这短暂的休息时光，其实就是他所说最为留恋的港大生活了，登山远望将远近美景尽收眼底，下山时选一幽静处享用丰盛的晚餐，只有这段时间他才能“做一个空空如也的原始人”。一九八二年，朱光潜在《山花》发表旧诗、祝贺老友寿辰，题名为《赠香港老友朱铁苍》，诗中便回忆起了港大的日子：“紫阳同世系，凌云共攀巅”。朱铁苍即是朱维幹，毕业后开启教育事业，於多地执教，后担任福建师範大学历史系教授。

　　除此以外，朱光潜对当时教授英国文学的辛博森尤为欣赏，甚至称其为“精神上的乳母”，经过后者的点播，他才真正领会了英文诗的美及其艺术性。教授伦理学的导师奥穆先生还是香港法院的审判长，朱光潜回忆说，是他“种下了我爱好哲学的种子”。其实早在大二那年，朱光潜已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可谓少年成名，他多才多艺，此后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而单就这篇文章的意义而言，他的同学、亦是心理学泰斗高觉敷就评价其为国内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第一人。港大毕业后数年，朱光潜又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这所学校恰恰是出於当初对辛博森的认同和佩服。

　　说起朱光潜与《大公报》的缘分，不得不提到的是《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刊载於《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三五年第三十二期。《大公报．文学副刊》自一九三三年九月由沈从文接编后易名《文艺副刊》，一九三四年一月发表《论海派》引发了京派海派之争。鲁迅后来评价此论争，以为“京派是官的帮閒，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沈从文的意思大体还是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京派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京派讲究关注人生的同时保持艺术的独立价值，提倡纯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底基融入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海派狭义地说是当时的新感觉派小说，迎合大众口味描绘商业都市，广义上还包含当时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上海现代派。朱光潜是胡适请去北大的，又与京派文人交好，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便不足为怪了。

　　在《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中，朱先生谈到了人们惯於以功利的滤镜看世界，人与物的出现总是服从某些效用，故而见不到大千世界的本来面目。其实艺术就在身边，包含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当中，只不过平日裏常常被忽略。如何才能真正发现美呢？先生说“我们须得跳开日常实用在我们四围所画的那一个圈套，把世界摆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艺术家的本领就是凭藉他的艺术方法把所写现实人生的距离推远，如此才能观照到在日常以外美的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