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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校书以消暑\吴 捷

2020-09-11 04:24:03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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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伏苦热,又有秋老虎在后。消暑,不妨去山中,观叠嶂空翠;或去海边,伴云水渺茫;抑或在家叹冷气,慢品古典诗词,“消受白莲花世界,风来四面卧当中”。近世藏书大家叶德辉的消暑妙法却是:校书。叶老先生的《藏书十约》说,校勘有“长夏破睡”之功、使得“难境易过”,但这种方法,适用於三心二意的现代人吗?

  校书,又名校勘、校雠,在一定程度上是“捉字虱”,但又不止於此。古代文章典籍的流传,起初都靠镂金刻石或手抄。在传抄过程中,鲁鱼亥豕,断简残帛,错字、漏字、衍字、改字、脱文等等都很常见。印刷术普及后,一些书商和学究仍不免胡改乱凑,所以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皇家藏书阁有专职校书人员。《汉书》说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曾於未央宫天禄阁校书。白居易在集贤院,“集贤雠校无閒日,落尽瑶华尚不知”。清代学者长於校勘者众多,如王念孙、钱大昕等人,尤重文本的“内证”,即用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来捉字虱。嘉庆年间,顾广圻与段玉裁为抚州本《礼记.王制》中“西郊”还是“四郊”争论不休,竟至绝交,友谊的小船翻在一个字上。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重新提倡“外证”的方法,即广泛搜求古善本并以之为基础校勘。陈垣就是用元代刻本校补董康从日本抄回的《元典章》稿本(清代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找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些工作有功古人,津逮后学,下的是安静寂寞的功夫。

  如今,多数中国古籍已有校勘精良的现代印刷版,普通读书人无须下大功夫校书了。但编辑、排字过程中的误植,翻译时的错漏,以及网上以讹传讹、繁简体转化失当之例,仍不胜枚举。捉字虱以消暑,左图右史以比照,不亦乐乎!如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简体字版《杜甫诗歌赏析集》,将“梦”作“萝”,“关塞”作“问塞”,明显是繁简转换之时,将繁体“梦”与简体“萝”、繁体“关”与简体“问”混淆。这类低级错误,不必有古善本校雠也可一目了然。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一遇到片假名外来语就发昏。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写主人公演奏手风琴,“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缩着,从下方开始依序按键”。“蛇腹管”?莫名其妙。核对日本新潮文库二○一○年版原文,原来是手风琴的“风箱”。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经常喝一种“嘉顿红茶”。从来没听说过这品牌的茶,查新潮文库二○○五年版原文,明明是“格雷伯爵茶”(Earl Grey)。“嘉顿”(Garden)是香港的饼乾糕点公司,并无红茶业务。想来是林少华没听说过伯爵茶(确实在内地不多见),遂胡乱译为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开拓内地市场、知名度较高的“立顿”(Lipton)红茶,却又将之与“嘉顿”混淆,生造出一个“嘉顿红茶”。读书时稍加思索,勤於翻检阅、对照,将这类错讹以红铅笔圈出,心下大乐,忽然忘却暑热。

  此外,对改动较大、异文较多的著作,用校雠的方法,将几种版本对照而读,也是一乐。最近我读《道德经》,用的是早年购买的黄瑞云校註、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的《老子本原》,对照李零教授编註的马王堆帛书《老子》,将后者用铅笔抄在《老子本原》每一章原文旁边对照。这些异文,其实很多并不互相排斥,不必去彼取此,而可看作《老子》文本系统的形成过程。当代武侠大师金庸,曾将十余部作品一再删改,不但改写人物关係和形象,理顺情节年代和时序,打磨文字与细节,《书剑恩仇录》更增补五千字一章《魂归何处》,《天龙八部》则改得面目全非。若将当日报刊连载与后日的两种“新版”对比来读,就可以感到金庸的创作手法和思想在几十年间的一些改变。如此对比版本和异文,畅遊於趣味的海洋,倏忽之间,山光西落,池月东上,暑气不再。

  叶德辉认为校书可以消暑,无非是因为校书有“习静养心,除烦断欲”之功。想来真是佩服古人近贤,虽电扇、冷气一应俱无,却能对桌独坐,手持二三本书,默然读写之间,凉境暗生,暑热尽消。今人注意力分散,目眩五色,耳迷五声,心乱而神散,不如学古人校书的专注力,以一心之静,冰镇溽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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