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伏苦热，又有秋老虎在后。消暑，不妨去山中，观叠嶂空翠；或去海边，伴云水渺茫；抑或在家叹冷气，慢品古典诗词，“消受白莲花世界，风来四面卧当中”。近世藏书大家叶德辉的消暑妙法却是：校书。叶老先生的《藏书十约》说，校勘有“长夏破睡”之功、使得“难境易过”，但这种方法，适用於三心二意的现代人吗？

　　校书，又名校勘、校雠，在一定程度上是“捉字虱”，但又不止於此。古代文章典籍的流传，起初都靠镂金刻石或手抄。在传抄过程中，鲁鱼亥豕，断简残帛，错字、漏字、衍字、改字、脱文等等都很常见。印刷术普及后，一些书商和学究仍不免胡改乱凑，所以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皇家藏书阁有专职校书人员。《汉书》说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曾於未央宫天禄阁校书。白居易在集贤院，“集贤雠校无閒日，落尽瑶华尚不知”。清代学者长於校勘者众多，如王念孙、钱大昕等人，尤重文本的“内证”，即用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来捉字虱。嘉庆年间，顾广圻与段玉裁为抚州本《礼记．王制》中“西郊”还是“四郊”争论不休，竟至绝交，友谊的小船翻在一个字上。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重新提倡“外证”的方法，即广泛搜求古善本并以之为基础校勘。陈垣就是用元代刻本校补董康从日本抄回的《元典章》稿本（清代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找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些工作有功古人，津逮后学，下的是安静寂寞的功夫。

　　如今，多数中国古籍已有校勘精良的现代印刷版，普通读书人无须下大功夫校书了。但编辑、排字过程中的误植，翻译时的错漏，以及网上以讹传讹、繁简体转化失当之例，仍不胜枚举。捉字虱以消暑，左图右史以比照，不亦乐乎！如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简体字版《杜甫诗歌赏析集》，将“梦”作“萝”，“关塞”作“问塞”，明显是繁简转换之时，将繁体“梦”与简体“萝”、繁体“关”与简体“问”混淆。这类低级错误，不必有古善本校雠也可一目了然。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一遇到片假名外来语就发昏。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写主人公演奏手风琴，“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缩着，从下方开始依序按键”。“蛇腹管”？莫名其妙。核对日本新潮文库二○一○年版原文，原来是手风琴的“风箱”。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经常喝一种“嘉顿红茶”。从来没听说过这品牌的茶，查新潮文库二○○五年版原文，明明是“格雷伯爵茶”（Earl Grey）。“嘉顿”（Garden）是香港的饼乾糕点公司，并无红茶业务。想来是林少华没听说过伯爵茶（确实在内地不多见），遂胡乱译为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开拓内地市场、知名度较高的“立顿”（Lipton）红茶，却又将之与“嘉顿”混淆，生造出一个“嘉顿红茶”。读书时稍加思索，勤於翻检阅、对照，将这类错讹以红铅笔圈出，心下大乐，忽然忘却暑热。

　　此外，对改动较大、异文较多的著作，用校雠的方法，将几种版本对照而读，也是一乐。最近我读《道德经》，用的是早年购买的黄瑞云校註、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的《老子本原》，对照李零教授编註的马王堆帛书《老子》，将后者用铅笔抄在《老子本原》每一章原文旁边对照。这些异文，其实很多并不互相排斥，不必去彼取此，而可看作《老子》文本系统的形成过程。当代武侠大师金庸，曾将十余部作品一再删改，不但改写人物关係和形象，理顺情节年代和时序，打磨文字与细节，《书剑恩仇录》更增补五千字一章《魂归何处》，《天龙八部》则改得面目全非。若将当日报刊连载与后日的两种“新版”对比来读，就可以感到金庸的创作手法和思想在几十年间的一些改变。如此对比版本和异文，畅遊於趣味的海洋，倏忽之间，山光西落，池月东上，暑气不再。

　　叶德辉认为校书可以消暑，无非是因为校书有“习静养心，除烦断欲”之功。想来真是佩服古人近贤，虽电扇、冷气一应俱无，却能对桌独坐，手持二三本书，默然读写之间，凉境暗生，暑热尽消。今人注意力分散，目眩五色，耳迷五声，心乱而神散，不如学古人校书的专注力，以一心之静，冰镇溽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