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城北不幸去世了，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惊念城北的文字。我和城北同学多年，后来一直未断往来，当然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他，但我觉得和徐家几十年的交往中，对我影响最大、教益最深的是城北的父亲一一徐盈伯伯。激情促使我只能先写老人家，然后再写城北。

徐盈（1912-1996）

　　认识徐盈伯伯是因为《大公报》

　　因为家庭关系，我很早就知道《大公报》，它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各界人士最喜爱看的报纸之一。我父亲说，他的不少同学就是因为常看《大公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的忘年交、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廖仲安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一次闲聊中我问他：“您怎么那么早就入了党?”他微笑着说：“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念书时，我爱看《大公报》，徐盈先生的文章给了我很大影响，帮助我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共产党的正义英明，于是我主动靠近了革命组织，后米又申请加人了共产党。”廖先生的话，更加深了我对徐盈伯伯的尊敬和热爱。

　　我和城北家居住仅一路之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去他家串门，有时也同徐盈伯伯和子冈伯母聊天。他们当时虽然都身处逆境，但精神状态尚好。两位老人家都和蔼可亲，言谈中充满智慧、学识，有时也很幽默、风趣。徐伯伯谈话诚恳、真挚，他语速缓慢，还有点口吃，一看就是个宽厚的学者。有次回家后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感受，父亲长期在新闻出版界工作，对他们很了解，他称赞说：“徐盈为人很忠厚、很谦虚;子冈泼辣，有些文章很尖锐。他们都是《大公报》众多名记者中的佼佼者，是很出色的新闻人才。我上大学时，徐盈的文章集是我们的重要读物。他的东西都是歌颂光明、鞭挞黑暗的。”父亲从图书馆借回他们夫妇的著作给我看，我看了很是感动。

20世纪30年代，结婚前的徐盈、彭子冈

　　1937年10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徐盈就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奔赴最前线，访问了设在山西五台县的八路军总部。当穿过一片浓密的白杨树林、进入一所矮矮的小楼后，徐盈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朴实如农夫，慈和若老媪，但在炯炯目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是身着军服，可是他的举止上完全是工农生产者的姿态;简单、诚实、有决断。”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朱总司令坚强、诚恳、朴素、高大的形象。当徐盈祝贺八路军连日取得的胜利时，朱总司令谦虚地笑了，说：“这是民众的胜利。如果再过一些时候，各方面的群众都被发动起来，我们的胜利会更大。”他接着讲了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必将取得全面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听了朱总司令的话，徐盈深受启发，当时就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朱德将军在前线》。同时，徐盈还访问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徐向前，听取了他们动员群众、坚持全面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定誓言，由此写出了《抗战总动员》一文。这两篇采访通讯是最早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文章，给前后方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加深了人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和了解，戳穿了所谓八路军、共产党“真扩张、假抗日”“游而不击”的谎言。接着，徐盈又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访了西北各省，目击了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成风、高利贷盛行、鸦片生意兴隆、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凋敝破产、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他对此都作了如实报道，后来成书《抗战的西北》。

　　两相对比，徐盈更感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国民党的腐朽。他回到武汉后，和夫人子冈同时提出加人共产党的申请。1938年10月，他们夫妇经胡绳介绍、凯丰监誓，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徐盈也就此远离了父亲给他规划的人生道路。

　　如何走上新闻记者之路

　　徐盈的父亲是铁路高级职员，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希望长子徐盈能成为一名铁路员工，因为铁路、银行、邮政是当时最好的职业。他告诫儿子：决不要当记者、律师，更不能“赤化”。但徐盈完全背离了家庭，这是他为人正直、憎恨为富不仁、同情弱者和所受的良好社会影响使然。

　　徐盈所念的初中、高中分别是北平(京)的四存中学和大同中学。这两所学校都是名校，教师中有不少进步人士，如梁仁南、齐燕铭、蹇先艾等。他们常向学生宣讲革命道理，使少年时代的徐盈开始明辨是非，知道当前的中国是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他也喜爱上了文学，最爱看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向鲁迅学习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的方法，经常到大官僚、大富豪家庭周围察看，也到贫民居住的地区探访，将看到的不平事写成文章寄到报刊发表，既锻炼了文笔、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还能得到些许稿费。

　　1930年后，中共支持的左翼文化团体“社联”和“左联”在北平有了分支，徐盈参加了它们的活动。他和汪金丁、师陀合办了刊物《尖锐》，光听刊名就能知道它的内容。它热情地歌颂工人阶级的伟大，揭露社会的黑暗，杂志办了两期就被查封了。

　　徐盈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河北农学院。农学院在保定，与保定二师相邻，正在闹学潮的保定二师同学当时正遭受反动当局的镇压。徐盈十分同情二师学生的遭遇，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积极组织农学院的同学为二师的同学传递信息、送食物等。

　　徐盈在高中和农学院学习时还在坚持写小说，文章经常发表在周扬主办的《文学月刊》和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不少作品还受到沈从文、孙犁等大家的称赞。到1981年时，孙犁还称赞徐盈歌颂二师学潮中被捕学生视死如归的作品《福地》>是篇“叫人记得住的小说"。不间断的文学创作活动提高了徐盈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也提高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和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打下了基础。

　　徐盈因为声援、支持二师的学潮，受到学校的处分。他在河北农学院学习生活都不愉快，于是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读书，毕业后考进郑州陇海铁路局当护林员。这是个铁饭碗，他所学亦有所用，这让他的父亲很满意。初入这份职业时，他很敬业，结合专业做了许多试验，也写了不少有关农林业的文章。但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利用铁路员工乘车免票的便利，巡行了陇海路沿线，不辞辛苦地深人到农村、林场、农场、集市考察，看到了官员的蛮横和农民的疾苦。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饥饿线上的农村旅行》《徐海一带》《西安以西》《内陆沙漠》等文章，鞭挞当局的腐败和无能。他还发出预言说:“到处已经潜伏着会怒燃的烈火。”这时，他和未来的妻子子冈的关系已经很密切，经子冈介绍，他结识了邹韬奋先生，成为以邹韬奋为首的《生活》读书会成员，常为《生活星期刊》写稿。1936年，他跟随鲁迅、邹韬奋先生等63人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呼吁文艺工作者为反对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自由而斗争。

　　徐盈的正义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他被列人了黑名单，准备对其进行迫害。幸好一位好朋友提前告知，才使他逃离郑州回到了北平。

　　到北平后的徐盈失业了，这时他和父亲也已决裂，生活没了着落。他写信求职，《大公报》的王芸生先生很快给他回了信。徐盈此前曾在王芸生编辑的《国闻周报》上发表系列农村考察游记，王芸生很欣赏他的观点和文笔，于是把他推荐到上海《大公报》当练习生，这一年是1936年。从此，徐盈走上了专业新闻记者的道路。

　　抗战时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结识了很多工商业者和科技工作者

　　徐盈成为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是到江西采访国民党搞的所谓“农村复兴事业”。他通过仔细观察、认真访问，发现国民党的宣传都是假的。他敏锐地提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的问题是不会结束的。”他写出了《瑞金巡礼》《赣东风雨》等多篇报道，篇篇都以内行的语言分析农村的经济状况，内容充实而准确，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赢得了《大公报》领导的信任和读者的喜爱。因为出色的工作，徐盈提前结束了练习期，成为一名正式记者。此后不长时间，他就成为《大公报》的“台柱子”。他以忠厚的为人、精彩的文章受到报社的大多数同仁的尊敬，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同事们心目中的“老大”。

1938年，徐盈、子冈在重庆《大公报》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徐盈、子冈随《大公报》转移到重庆，从此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领导下工作。徐盈、子冈还积极协助中共做好《新华日报》的工作。《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创办于武汉，武汉失守后，报纸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周恩来通过徐冰同志向徐盈、子冈传达指示，要他们在外出采访时尽量带上《新华日报》的外勤记者，帮助他们在采访中打开局面。徐盈后来回忆说:“我们尽量做到我们《大公报》记者能去的地方，也把《新华日报》的同志带过去，并肩作战。”通过徐盈等人的努力，《新华日报》很快在重庆站稳了脚跟，发展了不少读者。1939年初，徐盈还跟《新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徐迈进商量，要在重庆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重庆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团体，简称“青记”，由范长江、陈依非(即陈同生)、恽逸群等人发起创办，1937年冬筹备于上海，1938年3月30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青记成为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的中心，会员由初创时期的数十人发展到100多人。青记重庆分会的成立，团结了众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主动宣传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鼓舞振作了国人的士气。

　　到重庆后，徐盈担任了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他白天访问各方人士，晚上写成通讯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文章发表，有时一天有多篇。他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和小说组召集人。他和郭沫若、夏术、老舍、胡风、邵荃麟等成为朋友，彼此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徐盈在这段时期刊发的小说后来编成了两个集子——《战时边疆的故事》和《前后方》。

　　徐盈遵照周恩来“你要多交朋友”的指示，结交了各方面的许多精英人物，如学者马寅初、章乃器，实业界的范旭东、李烛尘、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及科技专家侯德榜、茅以升、赵祖康等人，国民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他也很熟悉。徐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使这些人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留在了大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因为与这些人的交往，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党组织难以得到的消息，每次都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要代表共产党方面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所需材料不少也都是徐盈准备的。

　　在与各位企业家和科技专家的交往中，徐盈对他们总是真诚、谦虚相待，他的为人和丰富的学识也受到众先生的一致好评，他们对他都能敞开心扉。徐盈的文章不仅写出了他们办厂、办公司的决心和取得的非凡成绩，也写出了他们鲜明的性格和人物特点，读来生动感人。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成《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徐盈没有资本，西南实业协会却请他当基本会员;他不是技术专家，中国工程师学会却每年邀请他出席年会，由此可见徐盈当时在实业界的地位。

　　徐盈伯伯在和我的谈话中，经常提到那些企业家和科技大家，称赞他们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克服重重困难办了许多工厂、公司，是很难能可贵的，不仅生产了大量的国货，也让不少穷苦百姓免于失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历经千难万苦，把企业和研究机构迁往大后方，生产了许多工业品和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他称赞他们是“坚决抗战的实业家”。

　　20 世纪40 年代，徐盈在重庆《大公报》工作期间与同事们在一起。左一为社长王芸生，左三为徐盈，左四为名记者高集

　　在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中，徐盈最敬仰的是实业家范旭东和科学家侯德榜。范旭东凭一己之力在塘沽建起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国家奠定了化学工业的基础。酸、碱、盐是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纯碱当时是欧洲的“特产”,他们垄断市场，动不动就停止供应，许多用碱的工厂不得不常常停业。化学家侯德榜先生虽然看起来是一介平凡书生，但他精通化学，而且有着科学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范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他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研究出了中国的制碱法，而且成本低、质量好，解决了中国的用碱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好评。他的制碱方法被称为“侯氏制碱法”，他也因此荣获英国化学工会荣誉会员的称号。天律失守后，他们冒着风险、克服重重困难，又把工厂和研究社迁到了大后方，为国家生产和抗日服务。

　　徐伯伯和我讲这些的时候，正值“文革”高潮，许多原来的企业家都被打成了“寄生虫”“吸血鬼”，遭到批斗;知识分子也成了“臭老九”，不少知名专家被定为“反动权威”，惨遭批判，许多机关、学校、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也都被赶到农村、五七干校接受工农再教育。徐伯伯的讲话令人深思，但我相信他的话是正确的，因为那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打倒“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中央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解放了大批革命老干部和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受到信任和重用：许多原来的企业家也开始得到尊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懂经济、善管理的特长。荣毅仁、王光英分别筹建了中信公司，光大公司，为国家引进了大笔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创造了财富。荣毅仁还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事实证明，徐伯伯一贯重视企业家和科技专家的做法是正确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见识、有胆量的真正学者。

　　解放战争时期的奋力奔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徐盈很快回到北平，任《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主任。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胜利的果实却并没有落到人民手中，各式各样的接收大员竞相贪污、腐化成风，老百姓很是不满。徐盈更是气愤，写出了《笼城听降记》《北方风雪画》等通讯，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贪婪腐败。之后，他又集中报道了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的活动。军调处是国共双方为实行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一人代表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要求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再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军调处1946年1月11日成立，1947年1月29日停止办公。徐盈随军调处飞越了9省、8000多公里，目击了各地的情况，写出了《从济南看山东》《归绥一瞥》《延安的春天》等通讯，真实地反映了国统区的混乱和解放区的良好气象，写出了国民党的好战和共产党维护和平的愿望。

中年徐盈

　　徐盈除了写通讯，还写了大量抨击反动势力、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其间还营救过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年为了保护一位著名报人，他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这位报人因在上海办杂志反对蒋介石而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和迫害，杂志被查封，60多名编辑和记者被逮捕。这位报人到北平避难后，徐盈、子冈把他安排在法国医院。特务们把医院包围了两昼夜，把徐盈带到警察局讯问，甚至搜查了徐家。徐盈想办法找到平津警备副司令邓宝珊将军，邓让秘书孙向琦出示了傅作义的手令，特务们这才放手。这位报人出院后，由中共地下党保护经上海到了香港，后转移到解放区。徐盈和子冈还保护了胡邦定、杨邦祺、傅冬菊等一批共产党员。

徐盈、子冈夫妇和儿子徐城北、女儿徐东

　　1948年底，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北平市的国民党已处于被包围状态，徐盈冒着危险采访了各界人士，了解了战况和各方面的情况，每天都记下详细、生动的日记。1992年，这些资料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出版成《北平围城两月记》，展现了北平近两个月的风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了解那段历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虽遭坎坷，但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

　　1949年1月16日，中共华北局领导人彭真在京西北青龙桥会见了徐盈，指示他立即去天津接管《大公报》。被接管后的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徐盈任临时管理委员会(简称“临管会”)主任(相当于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徐盈担任了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初称处)常务副局长，结束了他热爱的记者生涯。

　　1957年，徐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撤去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降级降薪，下放山西劳动改造，后因患重病生命垂危，才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回到北京。之后，他被安排在全国工商联的《新工商》杂志工作。这位曾发表过10000多万文字的全国知名记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编辑。

　　1966年“文革”爆发后，徐盈和子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们双双下放干校，儿子在新疆未归，女儿到农村插队劳动，他们家成了在京有户口而无人口的家庭，门上长年挂着锁。

　　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夫妇和许多下放干部一样都回到了北京。我又能常去他家探望、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听他们讲话了。他们都已处于退休状态，子冈伯母腿疼，已干不了什么，徐伯伯料理家务，还参加街道上挖防空洞的工作，其余时间就是看他订的几本杂志和报纸，我的到来为他们家增添了生气。

　　1976年，我国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先是周总理逝世，不久就发生了“四五”事件，7月间朱老总也辞世了，不到半个月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天我正在家休假，听完电台播放的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很快就来到徐家。徐伯伯、子冈伯母两位老人都很沉痛，徐伯伯说:“毛主席去世了，这是我们党和人民最大的损失。”我说:“否极泰来，中国的形势会好转的。”徐伯伯说:“毛主席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最大，全国人民应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革命事业继续下去。”我说：“也应该抓抓经济了，广大干部职工已经多年没涨过工资了。邓小平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他搞整顿是对的，不能再批邓了。”徐伯伯说:“我们党是个久经考验的党，许多中央领导人、老帅都在，他们都是邓小平的战友，能不支持邓小平吗?我们党、我们国家是有前途的。”我当时想，徐伯伯不愧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自己虽然曾遭受残酷打击，但对党仍充满了信任和信心。

　　不久，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城北回到了北京，行东也分配了工作，他们家的客人多了起来。我串门时见到过不少名人：诗人艾青夫妇，法学家钱端升，经济学家、国际关系专家陈翰笙等。我听到了许多精彩的谈话：艾青痛批极“左”路线给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指出“四人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倒行逆施、太爱整人，结果自己被打倒了。钱端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他很严肃地说:“四人帮”敢于胡作非为，是因为国家法律不健全，又无民主制度的制约。陈翰笙是20世纪20年代人党的老党员，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应该立即建立民主与法制制度，努力提高生产力，不断提息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徐伯伯对他们的讲话都很赞同，并多次强调：搞经济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听从内行的意见，不能像“大跃进”时那样一哄而起。他又表示了对范旭东、侯德榜、刘鸿生、孙越峰等一代人的怀念。听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讲话，我很受启发，后来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坚决拥护和赞成。

　　徐伯伯与人交往不仅真挚和善，也诚恳而坦率。有一天，徐伯伯告诉我说，他前天见到了我的同乡、作家姚雪垠，他对姚的《李自成》提了意见，说:“你的李自成太成熟了，高夫人太高大了，老神仙太神了，红娘子太红了。他们毕竟都是农民起义、有局限性，不可能像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英明、伟大。”姚雪垠表示接受。他又对我说:“他要写太平天国，书名已经想好了，叫《天京悲剧》，以弥补《李自成》的不足。他还要写辛亥革命，我给他泼了冷水，年龄不许可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少都是在日本、美国、英国进行的，他没有去过日本、美国、英国，日文、英文都不好，写不好孙中山。姚作家同意。”徐伯伯对朋友就是这样坦率、直接。不过能对写小说发表意见，也是因为他有多年小说创作的经验，对小说的结构以及什么样的小说能写好、什么人能写好小说有自己的看法。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的人士平反。徐伯伯也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党籍和原级原新。子冈伯母也平反了。上海档案馆向徐伯伯征集个人的生平资科，他把许多材科都捐给了上海市档案馆。不少研究徐盈、彭子冈的专家学者，都是从这里取得的写作素材。

“文革”后期，徐盈、子冈夫妇与友人帐自家小院中

　　徐伯伯被平反后，因为年龄关系，没有回国家宗教事务局，社科院新闻所、经济所、文学所、宗教所都请他去当研究员。我听说后很高兴，鼓励他去社科院，认为他如果利用那里的资料和学术环境好好进行研究，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徐伯伯笑了笑说：“我的老师齐燕铭，要我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去工作，我不能推辞。”齐燕铭当时是全国政协秘书长。

　　徐伯伯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长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一般都由一名政协副主席兼任，他们都资格老、年龄大、工作忙，所以文史资料工作那时基本是由徐伯伯负责。他利用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广泛的人脉关系，把文史资料尤其是其中的工商史料办得有声有色，博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喜爱。他还在百忙之中为他敬重的企业家范旭东、李烛尘和师长齐燕铭写了回忆文章，看望了他尊敬的老一代作家叶圣陶、沈从文、俞平伯等人，并作文纪念。

　　《大公报》是我国新闻史上一家十分重要的报纸，徐盈、子冈两位前辈为《大公报》的发展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新闻史上两颗灿烂的明星，报界人士以至广大知识分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位优秀的记者。今年是徐盈伯伯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

　　本文经徐盈女儿徐东审订并提供图片，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