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2022年GDP规模4059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别为6776美元、6530亿美元，逐渐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南非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后虽然融入全球化进程，但不断增长的外债以及不均衡发展的贸易体系，出现“低增长+高债务”的发展困境，近年更走向“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怪圈”。

　　图：南非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扩大自主投资占比，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

　　南非199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经济长期低增长，相较于同时期相似经济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二是经济改革较为滞后，导致产业升级偏慢。如今有两大现实问题待解：其一，高通胀和高债务问题。其二，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问题。展望未来，南非的经济转型虽有不少困难，但仍然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有利的外部条件。总体来看，南非需要适应新的全球化趋势，扩大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拓展经贸“朋友圈”，而且需要激发改革创新活力，让更多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经济转型，继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从1934年南非独立算起，南非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1930至1960年代前、1960至1990年代、1990年代至今。总体来看，南非GDP规模从1960年至今处于相对较快的增长。按美元不变价计，1960至2022年南非GDP规模从656.5亿美元增长到3604.7亿美元，增幅高达4.5倍。1950年代之前，南非的第一波经济腾飞发生在1933至1945年，主要得益于采矿业兴起，以及淘金热催生相关产业和出口。

　　到了1960年代，南非的经济发展逐步加快。1948至1970年南非迎来稳定的第二波经济增长，实际GDP规模大概翻了3倍，这段时期经济发展主要是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达30%。1990年代后，南非步入低增长阶段。1994至2022年GDP实际平均增速仅为2.4%左右。

　　地缘及内政问题待解决

　　南非经济转型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外部干预较多。南非曾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虽然在1961年脱离英联邦，但南非内部却有大量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广泛渗透，跨国企业布局较为广泛。南非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对外依存度偏高，导致经济转型长期受外部因素干扰，加上国内政治分歧增多，延缓经济改革进程。虽然通过外部投资和开放市场给南非带来了增长机会，但长期依赖外部因素却极易引发经济不稳定，外债增长过快也制约经济自主性。南非必须着力解决外债问题，增强经济自主性，同时需要平衡好大国关系，发挥其在G20、金砖国家以及非洲联盟等世界性、地区性组织的独特作用，以重塑国际影响力，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国内政治分歧仍在，经济改革较为滞后。前曼德拉时期，南非的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特别是从英联邦脱离后，矿产资源以及其他工业品、农产品出口迎来黄金期。后曼德拉时期，经济政策倾向于“西方化”，导致不同程度的经济失衡，例如过度依靠外资，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南非市场很快遭遇欧美强大工业品的竞争挤出，同时过早、过快开放金融业，致使欧美的资本大规模进入南非金融市场，引发一段时期的金融混乱。过去30年，南非各界对经济改革虽有共识，但仍有不少分歧。当务之急是尽快稳定国内政局，重建社会共识并重启经济改革议程，为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计划和国家战略投资铺路。

　　开放市场过快 经济结构失衡

　　南非经济转型有三点经验启示。其一，经济改革是长期工程，需要保持稳健、务实和进取。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经济转型，多数以学习模仿欧美国家为主，即迅速工业化，以资源或人口红利为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等建立工业基础，再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完成原始积累。伴随南非经济起飞，由于体制原因，制约经济转型的因素开始累积，贫富差距扩大等变得突出，制度改革滞后导致经济转型拖累。同时，南非经济改革因过快过激而引发发展失衡，虽然多次启动制度和经济变革，但在核心议题上停滞不前，内部体制僵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改革既要顺应内外形势变化，不能延误时机，也要选择更加务实的方式进行改革试点，避免采取过激的政策。

　　其二，制造业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石，应保持一定比重。1960年代后南非的经济增速在非洲前列，原因是比较成熟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制造业基础。但是，相较于其他金砖国家，南非的制造业发展存在瓶颈，能源转型仍有较大难度。2004至2022年南非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从18%下降至12%左右，同期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28%至30%。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具备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将很难获得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地位。因此，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突围的关键，同时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应对绿色转型难题。

　　其三，金融的自主性至关重要，必须坚持独立的金融发展模式。1980年代拉美和199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改革上有许多经验教训，参照欧美国家的金融模式并不可取，往往因制度、环境不相容而出现剧烈波动，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南非一度面临类似的金融投机和金融自由化等问题，但经过金融改革后，货币政策自主性增强，利率和汇率相对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南非启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双峰型”监管体制。目前，南非拥有比较健全的制度和法律环境，金融体系比较发达。作为发展中国家，既要应对国际金融的负面溢出风险，增强区域金融中心话语权，也要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覆盖面。

　　南非的经济转型问题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从后发优势转变为比较竞争优势存在不小的难度。无疑后发国家工业化起步绝大部分是依托“外资+出口导向”或进口替代等方式，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和跨国企业投资，但下一步产业链价值链的提升却有较大难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受限，另方面是发达国家实施出口管制和贸易壁垒等政策。对此，南非需要扩大非盟影响力，加快推进金砖国家与非洲自贸区合作，促进投资和贸易多元化；第二，从出口导向和外部依赖走向自主性较为不易。通过出口获利是后发国家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模式却依赖于发达国家。南非如今的发展带有“拉美化”印记，长此以往将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升级，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扩大自主投资占比，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

　 南非发展的关键在于两个突破：一是扫除经济改革障碍。南非国内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存在较大分歧，需要加强执政党团结，尽快达成政策共识并推出市场经济改革计划，加强宏观政策与结构性改革配合，加快机构和制度改革，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增加社会福利投入，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国内环境。二是突出比较竞争优势。南非的经济严重依赖矿产资源，未来要加大自主投资，掌握关键领域资源控制权和投资主导权，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优势，增强出口竞争力，同时开放新的市场，优化投资环境，调动私营部门投资积极性，挖掘人口红利，改善提升整体就业水平，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中国和南非双边贸易增长较快，未来双方有望通过金砖国家框架、共建“一带一路”等扩大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加快增长，包括新能源投资、电力装备升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预计将为南非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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