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有一段深刻的说话：“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贾谊传》都有类似的说法。文句的大意是：一般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的教化，就能避免不该发生的恶事；而“刑法”的惩处，则是避免相同的恶事一而再地发生！因此，刑法的功用很容易见到，而礼教所能产生的作用却难以知晓。

　　孔子亲历礼乐分崩离析的时代，使他不由得思念周公，想恢复周礼，以期救弊起衰。周公“制礼作乐”，有系统地确定一套政治、典章、规矩、仪节等制度，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準则，这套制度準则，使周的国祚维持近八百年。《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一队乐队，可以有不同人种、不同国族、不同语言的人走在一起；面对奏乐，不同背景的人也可同歌共舞，原来“音乐”本身就具备“同化”的功能。至於人际间，有说不尽的差异，譬如参加一个宴会，有来自政商界的，有来自文化教育界的，有来自宗教劳工界的，背景不同，身份各异，而“礼”却能居中调节，使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不同，进而容纳对方，求同存异。“礼乐”，就在此取得同而得和，异而相敬的效果。

　　社会越是发展，人口繁衍越多，人与人的竞争激烈，欲望以名利为先，尔虞我诈，传统的礼制不足以导众，上位者为了方便统治，遂编制“法典”，指明如不遵守者的罪状与罚则。老百姓为免陷入法网，自然不敢违法。由古及今，法律都是成文的东西，撰写及其修订无论如何仔细、繁複，也不能尽录或预知未来。例如：“子女顶撞甚而辱骂父母”、“当街当众粗言秽语”、“人际间的言语欺凌”、“所谓合法避税”、“遊走於法律空隙”、“以不义为义，我即法律”等等，法律上有条文可作出控告吗？

　　孔子主张德治、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认为，用行政命令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只能使老百姓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懂得犯罪的耻辱；相反，如果用德来治理，用礼来约束百姓，则会使百姓懂得做坏事可耻，并且知道自觉地去纠正错误。

　　在此，笔者无意为“礼治”和“法治”作优劣高下比较，社会发展像河水的奔流，顺其势可利导，逆其势而难为。当今世界崇尚法治，我们正好在“法治”的基础上大力宣扬和推行礼教，以弥补法治之不足。由幼稚园以至大学，均着重施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育，自然为社会培育出“知礼守法”的公民，而此，正是社会长治久安、行稳致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