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但不能乱飞”，“天下大乱再天下大治”，会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认为，就大数据发展而言，贵州在全国算是抢跑，并“抢”出了大数据全国范围的多个单项第一。其相关地方立法的多项探索实践，即是诸多“第一”中尤为突出者。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何力准备建言启动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进程。

 

贵阳呼叫中心与服务外包产业示范基地。其叫席规模直追北上广。摄影：本报记者 周亚明
 

21世纪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发展,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大爆炸。大数据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启动大数据国家层面立法，将为我国大数据战略的稳健、有序、有力实施提供基本遵循和有力保障。

 

事实上，国家近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大数据的立法问题,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该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这一行动纲要出台,意味着发展大数据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贵州先行一步，早在行动纲要出台前,贵州省对大数据已经作了长足谋划。2014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6年1月15日,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这是我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性法规,将大数据产业纳入法治轨道。

 

何力表示，该条例的着眼点在于倡导和鼓励。比如，规定全省各级政府可以依法设立大数据发展运用专项资金，可以依法设立大数据发展应用基金，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以设立研发中心、技术持股、期权激励、学术交流、服务外包、产业合作等方式，积极利用国内外大数据人才资源。这就从法规层面，为政府投入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大数据相关领域打开了通道，解决了产业发展最急需的“引子”或“第一桶金”问题。随后,《贵州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文件也相继出台。贵阳市也颁布了《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贵阳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条例》。

 

“大数据地方立法先行,是我国围绕大数据在地方立法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填补了我国大数据方面的地方法规空白,更对未来立法规划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对大数据的实践、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何力说。

 

但是，大数据法治环境建设绝非一蹴而就。事实上，在贵州省今年的立法计划中，就有关于大数据安全和共享开放的两部条例进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在已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贵州近年大数据发展探索的基础上，有必要更大力度从国家层面关注、研究和指导大数据相关地方立法实践，在地方精心种好国家的‘试验田’”，何力说，“作为全国第一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任务之一就是大数据的制度创新。贵州的相关探索，应该为国家层面提供实践支持”。

 

 

2016年2月,贵州省获批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域,贵州承担起了在大数据立法探索方面先行先试的任务。“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贵州在大数据方面是超前的、领先的、甚至是领跑的。”但何力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作为贵州人，作为大数据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说贵州在全国算是‘抢跑’，可能更准确一点”。

 

何力表示，由于因为抢跑和之后持续不断的努力，贵州在大数据方面也赢得了一些先机。比如，获准建设全国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比如，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州亦因此赢得全国和世界的关注。一个财政小省和经济穷省，在大数据语境里，竟然比肩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贵州也因此创下诸多全国单向第一。比如医疗健康大数据体系。何力表示，早在2016年贵州医疗健康大数据体系就覆盖到乡镇一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继续向村级延伸。更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标准一开始就是统一的。“对供应商，我们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无条件、无偿、免费开放接口，这个是前提，为以后数据统一提供了可能。”何力说。

 

“贵州的广电网络的建设也是全国第一。”何力告诉记者，其内涵是2016年光纤铺设到村，现在则进入“户户用”阶段。即使是在贵州最偏远的山寨，其家里的电视信号，甚至都比城里的好。原因很简单，从信号发射，到农村家庭用户，其间的传输渠道都是光纤。而城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升级改造，迄今家门之外，仍有铜铸电缆在使用。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记者发现，在今年贵州两会收到的20件大数据相关提案中，大数据如何赋能脱贫攻坚，是委员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一。

 

立足产业发展本身，省政协委员黄曼提出三点建议，希望省级层面对贫困地区大数据产业给予重点扶持，促使贫困地区大数据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贫困地区大数据与工业、农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并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等等。

 

民进贵州省委则提出了应用大数据促进精准就业扶贫的建议。分析指出，近几年贵州通过打造“大数据+就业服务”平台、开发推广“贵州就业帮”手机软件、建立“扶贫云”平台，展示了大数据促进就业扶贫的大好前景。2017年全省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50.55万人，其中就业50.05万人，创业0.5万人；帮助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14.87万人,其中就业14.39万人，创业0.48万人，已搬迁贫困家庭户均就业1.8人。

 

民进贵州省委关于应用大数据促进精准就业扶贫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免费公益WIFI，让农村群众与世界建立连接。建议说，建设“广覆盖、高速率、重服务”的扶贫大数据基础设施，建成自然村光纤和4G移动网络全覆盖的大数据信息承载体系。自然村光纤和4G移动网络全覆盖如果得以实现，无疑又是一项新的全国第一。

 

民进贵州省委希望，依托这一拟议中的基础设施，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反贫困就业服务体系，解决目前存在的基础信息不够精准的问题，让“静态数据”变为“动态数据”，从而真正破解招工难和就业难问题，通过精准就业，实现有效脱贫。

 

 

调研发现，毕节市黔西县建设农特产品溯源体系、黔西县农超产品一体化和农副产品溯源体系平台，打造“龙头企业+农副产品+黔货出山+溯源”模式，大大提高了贵州食品安全监管效率。来自致公党贵州省委调研处的赵蔷希望，通过进一步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体系，助力黔货出山，从产业发展角度实现根本脱贫。

 

赵蔷建议，统一数据标准整合分散信息系统，继续完善智慧监管体系，形成开放共享共建共治格局。她希望，逐步将分散的、独立的政务、监管、监测、检测信息系统进行一体化整合，通过数据不搬家、数据不重写、不打破原有数据管理机制，实现全省“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数据融通；依托现有的智慧监管系统，以“互联网+产品溯源”构建质量安全标准化的溯源体系，积极探索食用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将食品种养殖、生产、经营、餐饮各个环节主体责任信息串联整合构成溯源网络，形成一个有升级活力的食品安全责任追溯体系，督促生产经营企业建立企业内部产品信息追溯系统，同步推进与国家、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信息共享，形成食品安全追溯链条；同时希望，切实推进智慧食药监管系统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实现政企信用体系互联互通互查，支持第三方机构建立技术检测、认证等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参与智慧监管建设。形成优势互补、多元参与、开放共享的发展格局。

 

 

针对目前存在的大数据仅在信息技术相关行业中产生明显效益，其他行业对大数据价值挖掘不足等问题，民建贵州省委调研处副处长江岚建议，选准切入点，普及自有大数据服务器和局域网，力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江岚指出，苹果、高通、微软等世界知名企业，以及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国内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已落户贵州，贵州省的大数据相关企业从2013年不足1000家增长到现在的8900多家，但是能让大数据产生效益的行业却主要是电子信息业、软件业和网络零售业，其他行业的大数据效益不明显，甚至有些还处于空白状态。

 

在此背景下，寻找和确定一种低成本、可扩展的大数据存储服务器自建模式，成为江岚心目中的“技术方案”或切入点。据江岚描述，利用几台普通电脑主机就能构建大数据系统的Hadoop等分布式文件系统技术，可实现以极低的成本搭建高性能、可扩展的大数据存储集群，使各行业的中小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大数据存储服务器和IaaS（基础设施服务）平台。

 

江岚建议，应将普及自有大数据服务器和局域网，作为普及大数据系统的首选技术，大力推广，并出台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政策。

 

为此，江岚建议，由政府科技部门牵头，筹措专项资金，发挥由科技企业组成的贵州省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作用，政府出资金，各企业抽调人才，联合组建由至少200名工程师组成的贵州大数据系统建设运维技术服务团队，主要为没有相关技术储备的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提供廉价而优质的大数据系统建设运维技术服务和基础培训。

 

江岚还建议，将政府科技资金中的一部分进行重新规划，用于成立以促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为宗旨的风投基金，能够围绕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战略，激发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活力。同时，基金还可整合民营资本，增强资本实力，吸纳在民营风投机构有投资实战经验的、专业性强的人才和团队参与甚至主导基金的运营，使国有资产和民间资产高效互动，集中力量，共同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足以创造快速发展新局面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