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中央出谋劃策，研究提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建议，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81年4月，时任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建议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

　　1982年3月，廖承志向中央呈报了《关於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十二条”。

　　1983年3月27日，廖承志将对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修改后的方案上报中央，邓小平4月4日在这个报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的重要批示。

　　二、参与外交谈判，为签署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以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和为国家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签署。

　　三、精心组织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为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港澳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都设在港澳办，起草的实际组织工作也由港澳办承担。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

　　四、有条不紊地开展香港、澳门回归和筹建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为实现港澳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过渡时期港澳办设立港事顾问，及时组建预委会、筹委会，成立临时立法会。

　　磋商解决香港和澳门参与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港澳居民身份证件安排、终审法院设立、香港新机场建设、预留财政储备、驻军和防务交接等一系列关係到港澳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重要问题。

　　五、稳妥应对香港、澳门回归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勇於开拓，为回答好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的这一崭新课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沙士）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港澳造成的严重衝击，港澳办积极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採取签署CEPA、开放赴港澳个人遊等政策举措，帮助香港经济实现复甦，支持澳门开放博彩市场，促进澳门经济跨越式发展。针对香港终审法院居港权案判决产生的严重政治和社会后果，以及后来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出现的激烈争论，港澳办建议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关权力，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和对政制发展作出决定的方式，解疑释惑、定分止争，维护了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

　　港澳办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发展壮大；推动内地与港澳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港澳办支持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模式创新，促成澳门大学迁至横琴新校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港澳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全面準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有为，为促使港澳特别是香港局势稳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首次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8．31决定；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为取消宣誓违规议员的资格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有效打击和遏制了“港独”活动；支持香港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解决了恶性“拉布”问题；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和港珠澳大桥开通涉及的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支持港澳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双向开放，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特别是妥善应对和处理持续79天的非法“佔中”事件，在国际上同类事件的处理中堪称範例，对香港近期局势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

　　资料来源：张晓明在港澳办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公报记者整理